武王伐商，周灭了商。
　　

公元前1046年，一个甲子日的清晨，木星到达天空正南方。商纣王在牧野之战后自杀身亡，商人的王廷灰飞烟灭。周人重新解构人-祖-神的关系，发明了“天”的观念，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也许是因为商人饮酒无度导致丢失政权的教训太过深了，西周祭祀用的青铜器组合，从“酒器风格”切换到“食器风格”。

周公宵衣旰食，创造了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维护的是秩序，而政权的维护还需要实质性的保障，于是藩屏周室的命令下达，一个又一个功臣或王族，还有老贵族都得到了分封。诸多分封中，与周成王关系最近的，应该是成王的弟弟叔虞。
　　

叔虞被封到“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国。叔虞带着《唐诰》，带着“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政，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而来。叔虞的儿子燮父又迁唐为晋，发展出晋国的六百年风雨沧桑。
　　

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找到了一个大遗址，命名为曲村-天马遗址，这是晋国都城所在，在这个大遗址内，考古人发现了晋侯墓地，9位国君、10位夫人，共19座墓葬，埋葬着晋国的故事。
　　

叔虞方鼎、晋侯鸟尊、晋侯稣钟等一大批青铜器相继出土。这些青铜器创造了钟鸣鼎食的时代。钟鸣鼎食虽然不一定是在临汾生成的，但这个时代的光影依然可以从晋国的青铜器上窥探得到。
　　

周与商对待酒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们出于生活和审美的需要，造出许许多多青铜器。与宴飨有关的有食器、酒器、水器。食器中有鼎、鬲、甗（煮器）、簋、盨、盆（盛器）等，酒器有觚、尊、卣、壶、罍、觥（皆盛酒用）、爵、盉、斝（皆温酒用）、觯、角（饮酒用）等。那时人们还没有筷子，需要随时洗手抓饭，因此需要水器，盘、盂、匜就是这类。编钟是乐器。
　　

就在晋侯墓地，到了晚期，也就是晋穆侯和晋献侯时期，就有了五鼎四簋或五鼎六簋的列鼎制度。鼎的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同或相次的一套鼎，奇数鼎配偶数簋，就是“列鼎而食”的制度。
　　

到列鼎制度形成，也就有了《仪礼》和《礼记》，《仪》《礼》中记载：鼎有一、三、五、七、九共五等。
　　

一鼎，盛放小猪，士一级的人用。
　

三鼎，盛放小猪、鱼、腊肉，也可能是羊、小猪、鱼，称为少牢，士一级在特定场合下使用。
　　

五鼎，盛放羊、猪、鱼、腊肉、脯，大夫使用，也称少牢。
　　

七鼎，盛放牛、羊、猪、鱼、腊肉、肠胃、肤，称为大牢，卿大夫所用。
　　

九鼎，盛放牛、羊、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称为大牢，天子所用。
　　

除鼎之外，簋和鼎配合，形成鼎簋制度，九鼎八簋是天子之食，这个簋，形似碗，但比碗大，有盖和双耳，簋下有中空的方座，可以用来燃火保温。
　　

簋里放什么食物呢？周代的粮食有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成熟而收获的谷物）、穛（未成熟而收获的谷物），这些粮食分等级放在簋里。
　　

也就是说，簋里放主食，鼎里要放菜。
　　

列鼎制度是祭祀所需，也是礼制，平时人们饮食是什么样的呢？
　　

周天子饮食有饭、饮、膳、馐、珍、酱六大类，其他贵族依等级递降。据《周礼》记载，王可以用稻、黍、稷、粱、麦、菰六谷，其膳用马、牛、羊、豕、犬、鸡六牲，馐有120品，珍用8物，酱用120瓮，可谓是应有尽有，集天下之物事。晋国是诸侯国，国君是诸侯，吃的比天子差一个等级，也就是少一部分食物。但到了后来曲沃代翼后，礼制松动，或许晋国王侯作为超一级的诸侯，说不定与天子饮食就差不多了。
　　

周时，重视酱的调味，不像商朝用盐梅调味，而是用可以直接食用的醯醢。《礼记·曲礼》中有“献孰食者操酱齐”，经学家的注解是“酱齐为食之主，执主来则食可知，若见芥酱，必知献鱼脍之属也”，也就是说，要吃什么肉，便用什么酱，有经验的吃客，只要看到侍者端上来的是什么酱，便会知道他能吃到哪些珍味了。所以，周王有庶馐120品，就得配酱120瓮，每种肴馔几乎都要有专用的酱品配套。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食麦饭配脯羹和鸡羹，食稻饭则配犬羹和兔羹，煮豚配以苦菜，烹鸡和炰鱉配以醢酱……所以孔子说：不得其酱不食。
　　

数一数，这样的程度和制度也是很麻烦的，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吃饭也要分个等级，不论那个朝代如何文明，看着这个等级总是高兴不起来。按此划分，晋国国君，比如说献侯，也只陪葬了五鼎，晋国比较守规矩，只能吃少牢，牛和肠胃都不能吃，以此类推，晋国的臣子只能使用简单的陶器，吃简单的粟黍，水果也只能身边有什么吃什么。
　　

《诗经·大雅·行苇》里写到：铺设竹席，端上案几。铺设好席，就要开宴，好菜轮流上桌。一般情况下，这些贵族们都是跪在垫子上进食的，旁边放个“几”，每个人的前方或旁边都有一套容器，其中装着一餐饭的饮食，一餐饭里要有谷物、肉菜、蔬菜，有水有酒，菜肴的数量随个人的地位和年龄有变化，高级别的大臣有权获得八豆，低级别的有六豆，六十岁的人可以获得三豆，七十岁四豆，八十岁五豆，九十岁六豆。哈哈，古人有意思，越年富力强，分得食物越少。
　　

晋国博物馆里，青铜器是主打器物，那些除鼎簋之外的尊、爵、觯、斝、卣、彝、壶，都是鼎簋的配套产品，分属于不同的人用。
　　

就在两千多年前，不知哪些人都触摸过这些器物，谁的手？谁的唇？沾染过那些青铜？这都是不可追究的过往。它们在历史的烟云下沉睡了，陪着各自的国君。沉寂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邹衡的北大教授、在考古上卓有建树的专家来到了此处，一把考古铲铲下去，迈开脚步去丈量，这些器物再也藏不住身形，重见了天日。
　　

晋文侯协助周平王东迁洛阳，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同时也开启春秋时期。而晋国呢，自曲沃代翼、晋文公称霸、晋景公迁都新田，晋国已经是称霸春秋的大国。列鼎制度早已盛行，甚至有些诸侯在国力发展的基础上，把当初的礼乐制度弃若敝履，逐鹿中原的诸侯们，任意使用鼎的数量，以至于鲁国的孔子长大后，愤怒地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礼崩乐坏”。
　　

权利的松弛，使青铜器获得了自由。
　　

晋国的青铜器，数量大、制作精美，那时已可以批量订制青铜器，从宫廷生产转向市场模式。各国商人带着钱财来晋国都城购买青铜器，“新田铜器”这带有鲜明风格的器物，被后世称为晋式青铜器，活动在整个春秋时期，经历世事变幻后，这些器物又于新世纪的光影里，出现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
　　

曾经的钟鸣鼎食，曾经的觥筹交错，都是属于权力阶层的宴飨。这样青铜器盛行的时代，一般平民依然只能用陶器烹菜做饭，或许偷偷用那些小小的青铜器喝过酒，这就不知了。
　　

当春秋末期，铁兴起了，青铜就渐渐没落。华夏文明在青铜器的照耀下，兑换成更广阔更宏大的中华文明，以晋国为例，把各戎狄收归麾下，民族融合的步子加快了。
　　

一个新型的管理制度就要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