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
岳永逸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该书以田野访谈与文献资料为依托，聚焦老天桥底层市井艺人群体，立足民俗学视角解析天桥杂吧地的兴衰流变。书中既还原说唱、杂技、摔跤等各色行当的表演生态，也记录艺人从旧社会“下九流”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变迁，剖析天桥作为边缘江湖空间的社会特质，深挖底层艺人所处的江湖文化与时代社会的深层关联。
　　

拜师仪式的举行是对一个“游离电子”——边缘人——身份重新确认的起始标志。在天桥卖艺的艺人，无论是说唱艺人还是杂技艺人，都有明晰的师承关系，或师传，或家传，或二者兼具，拜师仪式也十分相似。一个想在天桥以卖艺为生的人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有了门户，才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出师后才能跑马卖解、行走江湖。
　　

民国初年，说书颇叫座的松先生没有认师父、拜门户，同行人就警告开书馆的掌柜不准用他，如若用他，其他说书人都不会进这个书馆说书。最终，松先生只好另谋他业。旗人出身的“老倭瓜”崔子明，自幼习唱大鼓。后来，在前门外卖艺的他，由于没有门户被本行人携了家伙，不得不由白云鹏介绍，给史振林“叩瓢”（行拜师礼）。出于个人爱好而在前门外摆摊说书的刘荣安差点被老说书的“横”了家伙。因他反应快，嘴巴乖巧，立即托人说合，拜群福庆为师，才吃上了说书这碗饭。
　　

马三立在跟随自己的父亲马德禄、哥哥马桂元学艺后，还在父亲的安排下，拜“周蛤蟆”周德山为师。为了能正式进天桥的园子卖艺，原本得到父亲家传，已经“串街”卖艺数年的赵玉明，不得不给王文瑞磕头，行拜师礼。
　　

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天桥艺人的拜师仪式会尽可能隆重，邀请尽可能多的人参加。这在天桥艺人生活中有多重意义。对于师父而言，有“添丁增口”之喜，也说明师父的能耐。对于徒弟而言，他获得了新群体的初步认同。对于同行而言，他们又多了一位同伴，也彰显出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魅力，从而增强他们对本行当的信心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对于同门师兄、师姐而言，新人拜在师父门下，一方面说明师父的影响力和地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群体内地位的提升和资历的增长。与主流社会中同辈人常以年龄大小论尊卑长幼不同，在街头艺人中，先入师门的就是师兄，后入师门的年龄再大也是师弟，师弟对师兄必须以礼相待。
　　

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儿的、唱八角鼓的、练把式的属于不同行当。因此，在拜师时，各门都要请一位师父参加。这是天桥艺人不同行当之间的群体内部认同，也是对其表演上亲缘关系的肯定，并使得拜师仪式不仅具有身份认同功能，也具有整合联谊等功能。
　　

一般而言，拜师仪式中的引师、保师、代师都是师父给徒弟找好的。因为是师父找，所以是找与师父自己平辈或关系特别亲近的同行当或不同行当的艺人。通常，最初的介绍人是徒弟自己找的。当然，也有师父先看上某人，想收该人为徒弟的情形。
　　

拜师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一般由师父决定。时间要么与师父的生日重合，要么是其他喜庆、吉利的日子，地点通常都在饭庄，当然也有设在家里的。以前在举行拜师仪式时，师父或师母会赐给徒弟一套本行当的道具，如说唱艺人用的醒木、手巾、扇子等。当然，有的道具是徒弟自己准备好的，也有的道具是徒弟出师时由师父、师母赐予。
　　

在这差不多横跨三个世纪的天桥艺人的拜师仪式中，听家门大义，诵读拜师帖，聆听引师、保师、代师的训示和庄重的焚香叩首，都是对徒弟这个新人的身份不断重构和再塑造的过程。通过一种程序分明并由香烟、牌位和供品营造的异于日常生活的氛围，通过仪式中的焚香叩首等体化实践，通过仪式中念诵的“词赞”、拜师帖等言语，通过师徒以及在场的宾客多方之间的互动与操演，原先游离的“电子”、位于边缘的模棱两可的人——新人——正在经历着新身份的确认，正在迈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槛，获得一种“家”（家门-师门）的感觉。
　　

由于这个仪式原本赋予他们血脉和生命的，被主流社会强调并渗透着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世俗血缘意义上的家，进一步被淡化、弱化。
　　

在这数个小时的仪式前后，一度作为边缘人的新人的肉身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其即将行走的空间也没什么变化，但新人对他一如既往行走的空间感觉不一样了。因为在与特定行当的师徒、师兄弟之类的关系中，他有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他似乎进入了那个以往他也曾行走但陌生的空间。由此，因特定仪式而产生的感觉，使社会空间在瞬间完成了蜕变，相应的行动主体必须按照置换后的空间的规则言说、行动。当然，这仅仅是个开端。部分是通过焚香跪拜、磕头、诵读和“宣誓”等体化实践，才有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在感觉上成为空间主人的新人，必须在表象上心悦诚服地学习、修炼，一丝不苟地遵行他所感知到的空间的游戏规则——行规，才有可能最终使自己完全成为这个空间的人和这个空间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