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内容新颖，角度独特。买房是现代人极为关注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古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名人，他们如何购买房屋的？他们的居住情况如何？也是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作者从大量的史籍、文献中梳理古代中国社会置业史料，糅合现代置业观点，进行分析、归纳，从而使不为大家熟悉的古人置业行为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今天的人们也了解古人的置业，欣赏用毕生精力构筑的美园美宅，也是一次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的过程。

欲探究陶渊明的置业行为，首先要从他挂印辞官、回归故里说起。

陶渊明原本也有一官半职，是一个让人仰慕的“公务员”，俸禄尚可，衣食无忧，有点余钱，买套房、娶妻纳妾都不是问题，但是文人“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个性，让他不能忍受官场的做作，不愿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是在他29岁时。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曰：“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也就是说，因为家贫，陶渊明出来做官了，可是他不能忍受官职之累，干了很短的时间，就辞掉世人羡慕的美差，回家种地晒太阳。辞官后不久，州里又召他去做主簿（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吏），陶渊明谢绝了，在家赋闲了六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陶渊明到桓玄手下做事。第二年（401年）冬天因母丧又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再度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后来又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同年秋天，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彭泽）令，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宋书·陶渊明传》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陶）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桃源深处有人家》黄强　黄沐天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弦歌

对于督邮这个官职，我们并不陌生，《三国演义》中张飞醉打过督邮。督邮是汉代设置的一个督察的官职，位轻权重，凡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等，无所不管。从魏、晋起，其地位不如前代，以后设置渐少。掌管督察的官员往往贪污腐败，肆无忌惮。陶渊明不善于溜须拍马，也不是搞腐败的主，他不束带见督邮，不愿受官场约束，干脆挂官去职。对于官场的腐败，陶渊明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陶渊明的辞官是不愿意屈身迎接、阿谀奉承上司，但是大背景是东晋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社会黑暗，人民颠沛流离。就其个性来讲，陶渊明深受圣贤书的熏陶，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按照孔老夫子的话讲，士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即出仕、参政。之所以要参政，是因为“人能弘道”。当天下无道或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时，士大夫往往采取一种消极避世的不合作态度，回归田园世界，纵情山水之间，清风明月，溪间垂钓，一似闲云野鹤，无拘无束。

知识分子辞官归隐，做闲散隐士，乃是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表现，不仅仅是为官的态度，更是处世的原则。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时所咏《归去来辞》很能表现他的心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陶渊明出仕13年的生活，曲折复杂，充满矛盾。为官的不快，摧眉低头事权贵，与他“猛志逸四海”、大济苍生的理想强烈地碰撞。时而出仕，时而归隐，说明了他为实现理想不断尝试、不断失望，最终绝望的心路历程。回归田园，以退为进，寄情山水，以求得心情的舒畅、精神的快慰，则满足了他精神与心理的需求。

归隐山林，无论追求怎样的境界，想达到什么目的，仍然需要生活，隐士毕竟不是神仙，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隐士如何生活？吃什么？如何居？陶渊明挂官归隐，并不是浪迹天涯，成为闲云野鹤。他选择了回归故里，在位于庐山的田庄，以自耕自作、饮酒作诗的方式，沐浴阳光，享受生活。

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不受嗟来之食。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陶渊明辞官后失去了收入来源，家庭生活一定非常清贫，甚至可能处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窘困地步。似乎陶渊明的抉择是只要气节，而不要生活，他是祈望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主义者，思想上的智者，生活中的矮子。其实非也。陶渊明并非贫穷、潦倒之士。陶渊明系出名门，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为长沙郡公，跻身官贵显达行列。祖父陶茂（一说陶岱）做过武昌太守，到了陶渊明时，家道虽然中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里仍然有房有田，仍然是有房产的地主阶级。

逯钦立先生在其校注的《陶渊明集》里称，陶渊明故居有三处，其一便是园田居，在庐山南麓，也就是陶渊明归隐后的主要居所。朱自清先生说：“渊明始居柴桑，嗣三经移居，上京、南村、浔阳是也。”逯钦立先生说的陶渊明故居三处，当不包含陶渊明的祖居，依据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么陶渊明的故居是指其三次移居之后的住宅。

从陶渊明自己撰写的诗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陶渊明家产的信息。他在《归园田居·少五适俗韵》中称：“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十余亩土地，八九间房屋，足以自耕自足，养活自己。在东晋时期，社会交往并不像唐宋时期活跃，没有出现发达的城市，人居生活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十来亩田地可以自己种植，也可以租给农户，收取租金，这为陶渊明衣食无忧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十亩田地，八九间房屋，两三个仆人，闲时养花种地，喝酒吟诗，能够自给自足，不寄人篱下，这已经是不错的生活状态了。

后人过于夸大陶渊明的贫穷生活，依据是《归去来辞·序》中“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似乎陶渊明是一贫如洗。如果确实如此，笔者试问：陶渊明在家赋闲，如何解决一家老少的口腹之需？天天借债又如何符合陶渊明的性格？出仕十三年间，陶渊明曾几度辞官归家，倘若家里真的仅靠他的官俸来生活，他就没理由辞职，放弃男人的责任。他赋闲在家若干年，一则说明家庭经济不依靠官俸，二则陶渊明并非不愿为官，而是为了待价而沽，等待明君的出现。此所谓后世士子的“终南捷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在《归园田居》所歌咏的不仅是他归隐后的生活写照，也是他理想的生活愿望。他安于立身、生活的田园庄户，让他获得了个性的张扬、情绪的释放和人格的尊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陶渊明的十余亩田地、八九间房屋为物质基础的。物质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了基本生活的物质保障，失去了生命权，如何能彰显自己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