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公元前266年小人物范雎为秦相后，推行远交近攻的治国方略，大秦东扩目标更加明确，韩国成为秦首当其冲的攻伐对象。于是乎，秦国接下来发动的几场战争都是针对韩国展开的。

首先是陉城之战。陉城，别称陉庭，韩国之北疆重镇，扼守汾河通道，是韩连接上党与本土的西线门户 。《史记正义》（唐·张守节）：“陉庭故城在曲沃县西北二十里，绛州东北三十五里。”今址在山西临汾曲沃县附近，靠近侯马、翼城一带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昭襄王四十三年（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白起攻占陉城等五城，斩首五万，韩西线主力被歼。

其次是南阳太行道之战。战国“南阳” 非今南阳市，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河内地区（今济源、沁阳、温县一带），属韩，称“南阳”。太行道”，即太行陉（太行八陉之第二陉），指战国时南阳地区通往山西上党的太行山间通道。南起河南沁阳（古野王），西北经常平村马鞍山，最北终点到山西晋城泽州县天井关（太行关），又称羊肠坂道，山路盘绕狭窄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白起攻占韩南阳（河内），切断太行道，隔绝韩国本土（新郑）与上党郡（晋东南大部）的联系。秦断此道，等于拆分韩国为南北二部分，逼韩王割地就范。

第三是野王之战。野王邑，今河南焦作沁阳市，古属韩国河内郡，战国时期南阳（河内）地区核心城邑，扼守太行陉（南阳太行道）南口，是韩国连接本土新郑与上党郡的咽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四十五年 （前262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野王一丢，韩国本土通往山西上党郡的陆路交通彻底断绝。

韩桓惠王自知打不过秦国，十分恐惧，派使者入秦，主动将上党这块飞地献给秦国，争取和平共处，保住王位。而时任上党太守靳黈是个格尽职守的好官，也是个一根筋，他用“挈瓶之知，不失守器”和“臣请悉发守以应秦，若不能卒，则死之。”为理由拒执行韩王命令。韩王知道后，说“吾始已诺于应侯矣。今不与，是欺之也。”于是赶紧派冯亭去上党替代了靳黈。可见韩王多么惧怕秦国。范睢认为，上党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他在等冯亭的交割。冯亭到达上党后见民众都不愿并入秦，但光靠韩国又打不过秦国，于是想出嫁祸于人之计，他的主要意图是拉赵国下水。太史公是这样写的：“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合一，则可以挡秦。”其实冯亭就是想逼赵孝成王合纵之抗秦。尽管此时冯亭已把上党十七城献给赵王，但秦并未马上攻赵，而是继续进攻韩之其它要地，逼其就范。赵孝成王因贪图不劳而获的无故之利，宣布接管上党，一年后卷入了对秦的战争。

第四是秦攻韩之缑氏、蔺之战。缑氏，韩邑，今河南洛阳市偃师区东南缑氏镇，伊洛盆地东部，洛阳东南门户 。.蔺传统有两种说法。旧注：山西离石之蔺（赵地，太远，不合逻辑）《史记正义》定论：此处不是山西蔺，是纶氏（lún shì），音近讹写，今河南登封市西南，与缑氏相邻，同属韩国颍川北部，二邑挨得很近。“秦昭王四十六年（前261）攻韩缑氏、蔺，拔之。”到公元前261为止，秦军和赵军还没有接触。

第五场是秦武力夺上党之战。将韩外围地区后，秦王派王龁为将进攻上党，以教训冯亭，其实上党之战还是和韩国军队作战，赵国只是从行政上接受了上党十七城，但还是冯亭主持政治和军事。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左庶长王龁轻易就将上党（主要指以郡治为代表的上党核心区，长子故城）拿下，冯亭南窜长平。上党之战因时间短往往被忽略。这时上党百姓不乐于当秦民，携家带口开始往赵国跑，为了按抚百姓，抵抗秦军，赵孝成王才以廉颇为将，从故关带兵进住长平，将大本营设在金门镇和大粮山一带。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四月，王龁发动对赵军的攻击，长平之战开始。

由此可见，长平之战始于公元前260年是有根据的，长平之战必竟是秦赵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而非秦韩之间。

长平之战“三年说”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吕氏春秋·应言篇》中的一句话，“秦虽大胜于长平，然三年而后决。”其实，此句并非说长平之战持续了三年，而是说秦军虽在长平之战中取得了完胜，然而三年后，不得不离开，并非三年后才决出胜负。秦军不得不离开主要是因为在邯郸之战中秦国失败了。韩赵魏重新收复了自己的失地。

“决”在先秦文中除了表示“决断，决定，决胜”之意外，还通假“诀”，表示“离别，离开”之意。比如，《荀子·君道》：“君射，则臣决。”《史记·外戚世家》：“与我决于传舍中。”司马贞索隐：“决者，别也。”《汉书·李广苏建传》：“与武决去。”

如果把秦赵长平鏖战比作一场惊天动地的狂风暴雨，那么之前的秦韩五次交锋，便是这场世纪大战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