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年味，自腊八悄然启幕，但在我的记忆里，腊月十八农村镇上的那场赶集，才是刻在心底的年前专属盛典。

每月的十八，镇里都要赶集。但年前的那一次，对于我来说意义最大。因为在这一天，爸妈将会给我置办从里到外的新衣服：秋衣、毛衣、外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买衣服是件稀疏平常的事，但对于出生于1986年的我而言，在小学、初中阶段，过年能拥有一套自己喜欢的新衣，那是头等大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爸妈会领着我把所有摊位都挨个地转个遍，将看中的衣服问好价格，等逛完一轮之后，把中意的衣服进行筛选，再次走到摊位前，开始讲价，一番“智力”与“口才”的比拼，再加上“作势要走”的表演，最终拿下。

随着进入青春期，我与父母的审美差距逐渐拉大，但出于自己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通常以父母的决定为主。偶尔，我们双方选择达到一致，会让我过年的幸福指数加倍。

过了腊八的父母总是很忙碌，备年货、全屋扫尘、炸丸子、蒸花馍……作为小孩，我们最多的功能就是不要添乱，直到除夕。

除夕当天，我可是家里的主力之一，任务很多。第一项任务是糊炭，吃完早饭后，先去捡炭，要捡那种小而光滑的，大概需要二十多个。然后将红色的纸剪成5毫米宽2厘米长的细条，搭成十字用面糊粘在炭上。下午，把院子、窗台都打扫干净，把“包装”过的炭放在每个屋和窗台的角落。而且，有强迫症的我必须将它们摆放整齐，不能歪。

第二项任务是帮父亲贴对联。父亲站在梯子上粘贴，我负责看是否对齐、拿取东西。每个门框都贴完后，要在巷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春叶，又称遮面、画纸。它是在一根绳子上贴好几幅剪纸，然后将绳子两头分别拴在巷子两边的墙上。从巷口望去，可以看到几十条这样的春叶平行排列着，色彩艳丽、十分喜庆。

剪纸通常是由我奶奶操刀，她的一双巧手能不用画图，就在彩纸上剪出丰富多彩的形状，而且每个图案都不相同。每次挂春叶时，我总大声说：“我奶奶是最棒的！”

到了晚上，院里院外、屋里屋外的彩灯一亮，红彤彤的对联、窗花将过节的气氛衬托得足足的，巷子里的画纸随风飘动，让萧瑟的冬日多了十分的五彩斑斓。

屋里更是一片热闹，中午吃完象征着“步步高升”的油糕，晚上全家人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包饺子。我擀饺子皮，母亲来包，父亲负责煮，分工明确。热腾腾的饺子一上桌，我们将灌着饮料的杯子举起来，伴着电视里的歌声，过年的气氛直接拉满。晚饭后的打扑克属于必备的家庭娱乐项目，在嬉笑声中，央视主持人开始倒计时，新年的钟声一响，父亲便到院子里将提前备好的鞭炮点燃。整个村子里都是鞭炮声，“年”这个怪兽不被吓跑才怪。

大年初一，最重要的事是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我穿上年前在集会上买的新衣服，提好礼品，走到奶奶家。一把挽住奶奶，说着吉祥话，领到压岁钱……整个环境里都是欢声笑语。

儿时，我是如此期盼新年的到来，每个小小的礼物、有仪式感的任务里，都藏着对新年生活的希望。当我长大到了大都市，感受到的年味却越来越淡。相比之前对春节的期待，现在反而多了一丝的乏味和难过。那些儿时必备的事都被压缩甚至消失了：衣服可以随时购买，不必要专门为新年准备。对联只需要贴一个门即可，五分钟完事，更不需要糊炭，甚至连春节晚会都不再看了。给我压岁钱的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好像把节日的快乐带走了一多半。另一小半快乐，我珍藏着，在每次新年快来的时候，便拿出来咀嚼，一次又一次地回味，把自己带回那段年味浓浓的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