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旗下年轻化体验品牌“观汾”上海首店，成为上海市区里一处独特的白酒文化打卡地。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 寇宁 摄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汾酒和上海。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通江达海，进可抵达世界各大港，腹地覆盖广阔的长江流域。地理通达，是上海最原始的资本，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品格：开放、创新、包容。

在它数不清的“来客”中，有一位从山西杏花村走来的“贵客”——汾酒。这坛杏花村的佳酿，自山西汾阳出发，翻越太行山，渡过长江，让千年清酿香飘浦江两岸。它像一位远道而来的故人，从不喧哗，却总在关键时刻，一次次站上这座城市的舞台。汾酒与上海，一个在北国的杏花春雨里，一个在江南的霓虹灯火中，隔着千山万水，却因一坛酒，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这一瓮从黄土高原上酿出的清香，是怎样一滴一滴渗进黄浦江的烟波里的？又与这座城市结下哪些不解之缘？让我们循着清香的来路，逆流而上，揭开藏在浦江酒香里的清香故事。

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坚守 “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运用灵活多变的商业策略，足迹遍布全国。当时的上海，凭借其襟江带海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枢纽、南北货物的关键集散地。

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当时上海商业活动极为频繁，“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如此繁荣的商业环境，让上海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动力在此集聚。这种集聚效应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商业的繁荣，也为外来商业的进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晋商敏锐地捕捉到了上海市场的商业机遇，并积极投身于上海的商业贸易活动。他们翻太行、渡黄河，抵临运河码头，沿京杭大运河南下江南。茶叶与汾酒，是他们行囊里的两样重货；汾酒的酿造技艺，也借着运河帆影，一路传到江南。

1843 年，上海开埠之后，十里洋场迅速崛起，万商云集。而早已活跃于江南的晋商，嗅到了这座城的气息，将贸易重心转向这里。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到七宝古镇经商、开办酒坊，当地人纷纷效仿，随之有了以酿酒闻名的杨鼎源糟坊。据《上海地方志》2010年第二期《七宝镇概况》记载，民国年间，杨鼎源糟坊已拥有七石缸千余口，在整个上海白酒生产史上，“七宝烧”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12年10月出版的《中国企业》杂志上，还发表过专访《七宝烧调查记》，详细介绍其制作方法，至此“七宝烧” 享誉四方。

据《浦东方志·祝桥镇志》第十三章 “工业” 载，1909年至1956年，向阳街有杨缁衣创办的义新园糟坊；清道光年间至1930年，祝桥镇中市有万和陈酒作；清光绪年间至1938 年，行前桥南浜有张源兴糟坊。

民国时期，上海万兴酱园造酒厂、上海康成造酒厂还用 “山西酒法” 生产白酒。据 1933 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经济年鉴》第十一章《工业》记载，当时上海有康成造酒厂和河北冯氏开办的聚兴益酒厂生产汾酒。老上海人留存的一张民国时期的上海酒标——上海万和泰烧酒总发行所的酒标上，就明明白白标着 “经营山西汾酒”几个字。

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的发展，也见证了汾酒在上海的蓬勃发展。山西酒史专家王文清介绍，清光绪初年，湘籍留沪退伍军人在法租界小东门一带及南市闸北等处开设酒店，后来逐步进入市中心区域。最初本着“以资联络友谊及谋同业之改进” 的宗旨，统一组织为 “湖南旅沪酒业公所”。辛亥革命后至1927年湖南大革命时期，湘籍革命人员纷纷来沪避难，集资开设酒店，会员规模快速扩张。1920年删去“旅沪”二字，更名为 “湖南酒业公所”。1930年，上海市政府以其多出售山西汾酒、汉口汾酒为由，命其改名为“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公会订立会章业规，逐渐具备规模。

“旅沪湘籍人士经营的汾酒业，开设的店面最初是在南市，后来才发展至市中心地带。”王文清说，据1927年统计，汾酒业会员已达四五百家；至1935年，作为酒类销售门店的商业会员达到800余家。汾酒业各店遍布上海各区，南京路大有成、苏万茂、永顺兴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商号。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战火重创上海商业，汾酒业百余家店铺倒闭，约占战前总数五分之一。战后行业逐步复苏，截至1937年春，上海市汾酒业会员有1000余家。然而，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 事变爆发，上海的商业再次遭受破坏。据统计，在浦东、沪东、闸北、南市一带，受害的会员达800家之多，留存在旧租界中心区者不过200家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26日，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重组，继续沿用旧名。战后会员数量随市场起伏：1946年，加入公会会员总数为619户，未入会同业有80余户；1947年户数为583家；1948年户数为685家，1949年3月户数为728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7月2日，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筹委会成立；1954年12月，汾酒、绍酒、粱烧酒、卷烟皂烛、烟丝五业在成都北路141号实行合址办公；1956年2月，汾酒、绍酒、粱烧酒三酒正式合并，成立上海市酒商业同业公会。

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的发展见证了汾酒贸易在沪之盛，可见这缕清香在上海扎根之深。在王文清撰写的《汾酒史话》一书中，记录了上海一位文化学者对汾酒的评价：“清代时，汾酒就是上海的品牌酒，地位非常高。汾酒在酿造行业的地位很高，就像洪洞的大槐树，所有的姓氏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上海近现代的‘白酒祖宗’是汾酒。”

汾酒不造声势，而是靠那一口绵甜爽净的清香，征服了上海人的味蕾。上海人讲究、精致，却偏偏认了这一味清洌。可以说，汾酒不仅影响了上海人的味蕾，也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气质——清爽、雅致、包容。

“观汾”内随处可见青花元素，设计独特雅致。

老上海人说起白酒，多半会想起一个名字：七宝大曲。

七宝大曲因产于七宝古镇而得名。七宝镇始于北宋，盛于明清，是上海本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王文清所著《汾酒史话》一书中记载：关于镇名的由来，人们总说是因为此地有七件宝，其实七宝古镇是因七宝寺得名。传说七宝寺原名陆宝庵，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后裔的家祠，原在机山脚下，后因江水泛滥，三移祠址，最后移到七宝时大约是宋朝初年，吴越王钱镠误以为“陆宝庵”是“六宝庵”，便赐以金字藏经曰“此亦一宝也”，从此改名七宝。

这个因一瓮酒与一方寺院同名的古镇，背后藏着一段汾酒情缘。1957年10月，上海市商业二局着手改造七宝古镇蒲汇塘岸边的杨鼎源糟坊，在此基础之上，1958 年正式建成上海县七宝酒厂。建厂之后，七宝酒厂派人北上，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学习，带回酿酒的技术和设备，经过不断研究、反复实验，才酿出了那股清香见骨的味道。

易新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白酒专家，原上海市酒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常务副站长，原上海市七宝酒厂总工程师，上海酒行业的一名老兵。他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回忆道，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白酒市场基本以清香型为主，当时酒类市场的供应大部分从北方过来，而清香型的鼻祖，正是汾酒。据了解，当年建厂时有过一个摸索的过程，清香型、浓香型，甚至酱香型都试过。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从市场反馈看，上海还是喜欢清香型，上海人独爱汾酒这一口清香。

王文清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名字里带“汾”字的酒，至少有两百种。如“汉汾”“湘汾”“滨汾”“佳汾”“豫汾”“绥汾”，有的干脆直接以“汾酒”命名，如“红星汾酒”“玉泉汾酒”“湘潭汾酒”“南昌回笼汾酒”“老龙口汾酒”等，可见汾酒对全国酒业影响之深，为我国酿造业做出的贡献之巨大。

七宝大曲这瓶老上海酒，一直流淌着汾酒的清香。此后，七宝酒厂先后推出了特制玉液、特制七宝大曲、上海特曲、上海大曲、上海白酒、曲香酒等一系列海派风味的白酒，商标图案都选用了七宝的蒲汇塘桥。酒厂最鼎盛时，年产原酒七千多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在卖七宝大曲，曾风行上海市场数十年。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宝大曲是上海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在老一代上海人心中，七宝大曲几乎就是白酒的代名词。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繁花》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生活场景中，七宝大曲就出现在宝总和李李的酒桌上，勾起了无数老上海人的回忆。

上海地标性建筑矗立在黄浦江畔。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 寇宁 摄

谁能想到一封来自美国的邀约经由上海商界传递到国内，让汾酒从山西的杏花村登上了世界舞台，也牵起了汾酒与上海的情缘。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而举办的一次贸易盛会，于1915年2月20日开幕，全球31个国家应邀参加。

彼时的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希望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于是接到美国的邀请后便安排专人筹办，并发出通告称各省可将优秀产品报上来参加此次展览，并且还能够评奖。

在国内屡获奖项的义泉泳酒坊自然也接到了参展通知。在大掌柜杨得龄看来，这当然是一个让汾酒赢得大发展走向世界的好机会。义泉泳酒坊上报了山西省官厅申请参加展会，同时送去褐色陶罐装汾酒。

1914年冬，出自全国各地4172个出品人和单位，重1500余吨，共计1800箱，10万件中国展品，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船只，从上海起运，经过20多天的颠簸，到达万里之外的旧金山。由此，汾酒从十里洋场的码头启程，开启了它的清香世界之旅。

1915年，万国博览会开幕。中国馆的展台上，那一瓮褐色陶罐装的汾酒，以“色如冰清，香如幽兰，味赛甘露”的东方韵味亮相，一亮相便香气袭人。

这场博览会历时近10个月，展品20多万件，参观者达1900余万人，其规模为此前各国博览会所未有。几个月后，评奖结果揭晓，震惊了所有人：中国汾酒，拿到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最高大奖——甲等大奖章。

这届博览会，中国获甲等大奖章共64枚，酒类占5枚，其中白酒类3枚，在此次获得甲等大奖章的中国白酒类送展产品中，山西汾酒是其中唯一带有明确商业品牌、且品牌传承至今的白酒品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会刊》及《旧金山报》对中国出展盛况做了报道，特别对汾酒等荣获大奖的中国名酒做出评价：“中国名酒装潢典雅，风味独特，又似冰晶而显其长，受到西方各界人士的青睐。”

当汾酒获奖的消息传回山西，太原城内一片欢腾，太原最有权威的报纸《并州新报》整版报道，标题是：“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自此，汾酒蜚声海内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酒。1917年，义泉泳东家王协卿、大掌柜杨得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立碑于杏花村古井旁。

巴拿马获奖后，汾酒在欧美市场受到关注，随之，一些国外商人来到山西采购汾酒，出口欧美国家。1919年10月，美国益昌洋行派华人买办张云，携白银五千两到汾阳杏花村采购汾酒。

这枚甲等大奖章，奠定了汾酒“国酒之源”的历史地位。2026年，是汾酒获巴拿马博览会甲等大奖章111周年。而这一切辉煌的起点，是上海。可以说，上海是汾酒出海的启航港，见证了汾酒从杏花村走向世界的辉煌，也成为汾酒的福地，串起了一段跨越世纪的情缘。

坐落在上海静安区华山路的“观汾·沪上青花”，给了消费者“另一种选择”的全新体验。

王文清撰写的《清香天下——汾酒文化国际传播史》一书中，记录了汾酒在上海最富传奇色彩的一页。

王文清在书中写道：1922年11月13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赴日讲学途中，与其夫人艾尔莎（Elsa）在上海停留了一天。一下船，爱因斯坦就收到了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通知：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上海大学生和先进青年纷纷为他欢呼庆贺。

王文清说，当天的重头戏，是上海名画家、实业家、慈善家王一亭，在自己的私宅梓园设晚宴招待爱因斯坦。王一亭集画家、慈善家、艺术活动家、实业家于一身，被誉为清末民初画坛“海上双璧”之一。梓园是一座精致的中式庭院，园中有棵古梓树，门额园名由画友吴昌硕题书。在这里，爱因斯坦得以一举“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

在《清香天下——汾酒文化国际传播史》一书中，王文清写道，一直劝销国货的王一亭，专门托上海总商会选购真正上等汾酒，用于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宴会在梓园立德堂举行。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士，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教授菲斯特夫妇、《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张乃燕等。宾主分两桌围坐，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气氛热烈。王一亭、于右任、爱因斯坦先后致辞。爱因斯坦手把汾酒，在祝词中夸赞王一亭书法造诣高超：“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又说：“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爱因斯坦对这场中国晚宴的独特体验念念不忘。次日凌晨，爱因斯坦夫妇乘船前往日本。

一杯清香，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席宴会，让汾酒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头脑之一相逢。这是汾酒在上海最雅致的一页。

汾酒与上海的故事，在商业与资本的世界里，还有更加浓重的一笔。

1994年1月6日，中国白酒的第一声钟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它的名字叫山西汾酒。山西杏花村汾酒厂的股票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发行价3.5元，上市首日开盘即达到 7.21元。这不仅是山西省的第一只上市股票，更是整个中国白酒行业的第一股。

但汾酒的上市并非表面看那么简单。当时国企改革刚起步，究竟是延续承包制，还是推进股份制，全国都在争论，没有范本，而汾酒成了那个“吃螃蟹的人”。数亿国企资产，控股的国家股由谁持有？政府直接持有，容易政企难分；交由企业自持，彼时全国尚无先例。1992年底，经专家反复论证，改革路径终于明确：由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代表省政府持有上市公司国家股，先改组、后改制，在上市公司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这套方案打消了市场对汾酒上市的诸多顾虑，推动汾酒从传统国营工厂转向现代企业制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评价，山西汾酒 “独家发起、社会募集” 的上市路径，堪称 “汾酒模式”。

据说，当年，全国各地不少准备上市的企业专程来汾酒取经。1993 年，汾酒召开发行发布会；1994 年正式挂牌上市；2006 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2009 年股票实现全流通……一路走来，汾酒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也成为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企业之一。时光倏忽而过，股价有起落，时代浪潮有更迭，始终不变的，是汾酒的清香本色与改革的勇气初心。

汾酒的清香，没有止步于历史。今天，当这一缕清香再次绽放上海，它不再只是远道而来的异乡佳酿，而是以 “海派” 的身份，拥抱年轻化、数字化、时尚化的时代浪潮，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清香故事。

汾酒坚守清蒸二次清的古法根基，融合上海摩登开放的城市气质，匠心打造 “双生玉兰”——沪上青花与海派青花。地缸发酵而来的纯净酒体，如江南绸缎般丝滑温润，在汾酒经典绵甜爽净的风骨之上，又添东海之滨独有的柔润气韵。沪上青花以清雅格调诠释海派生活美学，海派青花则用顶尖酒体，承载高端臻选的品位追求。

张爱国，沪上青花酒业（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收藏协会酒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回味汾酒入口的感受，极具诗意，他说：“它像极了一个白衣翩翩的青年，干净而清透，内敛但俊朗。”

青花瓷的素胚，邂逅石库门的城市纹样，让晋商的文化底蕴流淌进外滩的流光碎影。海派青花瓶身之上，白玉兰花盛放，武康大楼、石库门、海派旗袍、陆家嘴、留声机等上海城市符号一一铺展，海派文化凝于一瓶。

“是用青花表达上海，还是用摩登表达汾酒，在一个产品里如何把这么多的文化融合到一起，这个关系还是很难处理的。”海派青花主创设计师、上海勇敢小火车创意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贺晗透露，一抹青花融黄浦，一樽海派纳百川。海派文化的内核，是中西交融、南北交融。一清融南北，一器汇中西，海派青花的瓶身设计，是北方品牌与南方城市的一次对话。为平衡汾酒原有的品牌底色与上海海派摩登的城市气质，提炼出海派建筑、艺术、文化元素，与青花瓷素胚融合进行设计。设计方案历经半年反复推敲，修改了N版，得以定稿。海派青花包装盒的配色采用了类似蒂芙尼蓝这种时尚大气的色调，与汾酒品牌青花的蓝色做了很好的平衡。

寻访中，山西晚报·山河+记者了解到，海派青花的酒瓶也做了很多创新玩法，比如用青花酒瓶做出了台灯、茶叶罐、花瓶。

依托两款定制产品，汾酒深度嵌入上海多元消费场景。

酒香草头，用海派青花含蓄点缀；战斧牛排、鲍鱼焖鸡、文火牛肉等浓油赤酱的本帮大菜，与清香型白酒相得益彰……42度沪上青花一清到底，余味爽净；53 度海派青花醇厚细腻，绵柔悠长。2025年12月，沪上青花携手醉辉皇餐厅，探索白酒与海派餐饮的融合之道，无论是爽脆厚切象拔蚌，还是名酒醉膏蟹，举杯之间，餐酒相宜，韵味尽显。

2026年9月起，沪上青花联动美团婚宴渠道，陆续举办“以海派清香 贺金玉良缘” 主题推介活动，以青花为媒，进一步促进文化交融。

上海是汾酒全国化布局中的“先锋阵地”。观汾小酒馆的年轻化探索，正是汾酒在上海展开的一场“清香复兴”的先锋实验。

“汾酒的口感清冽纯粹，慢醉快醒，符合上海消费者对‘低醉、纯粮’的健康诉求。”张爱国说，上海消费者的选择不是盲从大众流行——“大家都喝什么”，而是更愿意依据口感、饮用体验来选择“什么更适合我”。消费者在主动寻找饮酒的“另一种选择”。

坐落在上海静安区华山路的“观汾·沪上青花”，便给了上海消费者“另一种选择”的全新体验。在这里，不了解汾酒的人可以多元体验，原来汾酒可以这样“玩”。

上海“观汾·沪上青花”结合魔都潮流气质，融合海派文化与青花汾酒高端调性。这里不仅是品鉴汾酒的潮流空间，更是传统白酒文化在新时代创新表达的文化地标。

这是一座八百余平方米全天候复合型体验空间，分为临街三层小酒馆与独栋二层品鉴区。透过树叶缝隙，秋日阳光斑斑驳驳，铺洒一地，点一杯汾酒特调咖啡，或静坐、或发呆、或读书，舒适惬意；也有穿着精致的女士寻找一处别致，拍照打卡，慢享生活之美。

临街小酒馆融入城市烟火，独栋品鉴区远离喧嚣，如同藏匿都市之中的桃花源，将传统青花文脉与上海人文美学融为一体。在这里，既可以用海派青花调配创意鸡尾酒，感受陈香、粮香、花香交织的馥郁；也可体验桂花、杨梅、荔枝等鲜果 DIY 特调。新式喝法消解了白酒的厚重感，适配都市年轻人微醺小聚的需求，也吸引众多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客人前来体验，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白酒的刻板印象。

青花落沪，清香醒城。这是观汾与上海的初次相逢，也是汾酒在新时代，与这座城市的再度重逢。

在文化体验层面，2025 年11月落成的汾酒（上海）数字文化博物馆，构建起 “可感、可触、可品、可赏、可互动、可溯源” 六位一体沉浸式体验。借助无人机远程观酿、区块链溯源等数字科技，把杏花村数千年酿造文明搬至黄浦江畔，成为晋沪文化交流的崭新地标，开馆至今已接待上万名参观者。

上海还是汾酒国际化的一扇窗口。依托上海对外开放的门户优势，借力进博会等国际平台，汾酒向外输出清香白酒文化，以上海为跳板，推动汾酒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从七宝古镇杨鼎源糟坊飘出的一缕清香，到如今黄浦江畔风华尽显的海派青花；从当年上海市汾酒业同业公会的数百家从业者，到上交所敲响中国白酒第一记上市钟声；从梓园宴会款待爱因斯坦的传世佳酿，到观汾酒馆里年轻人手中一杯杯新潮特调，这瓮千年清香已经深深融进这座城市的烟火与繁华。

黄浦江江水依旧奔流不息，千年清香历久弥新。汾酒与上海的故事，一直未曾散去，也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