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版图，密织境内的主要江河均由西向东顺势流淌。相形之下，南北走向的中国大运河则显得与众不同。

如何大规模有效地组织运送人员与物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相对较长时间中，由于受当时客观技术条件限制，水运显然是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

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长度达3200多公里。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在世界文化遗产的900多个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惠及人口之多，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这句俗语显现出了中国大运河在历史中无可取代的漕运作用。这条纵跨南北的大运河，在数千年的流淌中，将沿岸数十座城市依次串联，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南北交融的运河文化。

毫无疑问，由“漕运之河”到“经济之河”“文化之河”的华丽蜕变，中国大运河不再是孤立的人工河流，而是一条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传奇之河。其中，地处京杭大运河最南端、浙东运河起点的杭州，历史古迹最丰富、文化底蕴最深厚。

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可追溯至2500余年前的春秋时期，是世界上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大运河并非孤立工程，而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时空体系，由北至南可划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卫河（永济渠）、通济渠、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10个河段。

这些开凿于不同时代的河段，均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经由隋代及元代的两次大沟通后，形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最终形成了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干的畅通南北的中国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王朝维系稳固的重要基石。

公元前486年，意欲逐鹿中原的吴王夫差在扬州附近开凿沟通淮河与长江的邗沟，这是中国历史上对“人工运河”的明确记载，此举被视为中国大运河开凿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魏惠王以大梁（今开封）为首都。公元前360年，他下令开凿一条郑州与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连年不断，北方人口蜂拥迁移至南方。在隋唐时期，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东西走向的隋唐大运河。尽管这条运河引来后人的评价各异，但之后出现的盛唐气象，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功劳归于这条大运河，并对唐朝后来的统治安危起到重要作用。

北宋王朝定都汴梁（今开封），大运河漕运非常高效，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大量南方物资的到来，促成了汴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都城临安（今杭州），浙东运河将杭州与宁波沟通，使得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开凿的这条运河，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利用，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进入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开凿京杭大运河，形成了如今人们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基本格局。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由南至北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有效连接，让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

“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北齐书》中记载着北齐武成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舒王孝瑜的诗句，汾酒便以名酒的姿态亮相于世。

“一饮而尽之时，对方清澈可见的，是你的一颗心。”山西作家蒋殊对汾酒有着真切情感：“不只是因故乡之思，更是因那随着汾酒清香而来的轻柔曼妙的有关情感、人文以及理想的千丝万缕。”

在2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蒋殊曾多次参加与汾酒文化内容相关的笔会，随后写下《闻香而来吧，请你喝汾酒！》等散文。在体验汾酒清香的同时，她对文化圈内名人雅士与汾酒的“亲密接触”内容也颇为留意。

王公大臣、落魄文人、江湖才俊……千百年来，汾酒与名人的关系逐渐增多，除李白、杜甫、杜牧等众多文人墨客外，还有很多与浙江相关的近现代名人莫不以一酌汾酒为快，并留下了与汾酒有关的千古佳话。

虽说，汾酒的“文豪知己”甚众，但专门为酒著书立说者凤毛麟角。

清道光年间，文坛有位奇人，名叫梁绍壬（1792年-1837年），字应来，号晋竹，清钱塘县（今杭州）人，为清道光年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这位清道光年间的才子不仅学问渊博，另有一大嗜好，那便是饮酒。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地，均要痛饮当地名酒。

清嘉庆三年（1798年），日本东都书林堂出版《清俗纪闻》，在这本专门记录清乾隆年间福建、浙江、江苏一带的民俗民风、传统习惯和社会情形等的书中，在“酒名”条目中的第一条就是“汾酒、潞安酒、惠泉酒、乌城浔酒、福珍酒”。文中所提及的汾酒、潞安酒，就是山西如今的汾酒、潞酒，也是书中提到的粮食酿造的名牌白酒。这说明，汾酒、潞安酒在当时包括江浙等省的区域内属于知名品牌。

只活了45岁的梁绍壬在其代表作《两般秋雨庵随笔》“品酒”一文中，记录了自己一生所饮过的无数名酒，留下了许多品酒心得。谈到烧酒时，他直言:“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禀性刚烈，故南人勿尚也。”对汾酒的推崇，至今仍是山西酒文化的重要佐证。

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路附近，有座建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安澜会馆，又名浙江会馆，是当年浙商在闽经商及官员、名人聚集之处。“公名尔准，字平叔……”在安澜会馆西侧院内，有两通形制相同的高大石碑，其中一通为立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孙文靖公祠碑记》，从碑文内容可知，孙文靖名为孙尔准。

孙尔准虽说是江苏无锡人，但在清道光年间官至闽浙总督。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62岁的孙尔准逝世，道光皇帝赐谥“文靖”。在孙尔准死后36年，为感其恩德，在闽浙商在安澜会馆右侧建祠祀奉立碑。《孙文靖公祠碑记》碑文记载孙尔准修福州小西湖及兴化木兰陂，建义仓、拓贡院、复书院等功绩。

这一时期，在福州府城建有一座山陕会馆。这说明，在晋闵文化交流中，晋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清代的闽浙总督却与山西汾酒有段佳话流传至今。

清嘉庆十年（1805年），孙尔准高中进士。作为当时著名诗人，他写有诗集《泰云堂集》，其中《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就是他在任浙闽总督时创作的诗篇。

“杏花村枕汾水滨，村中风气含古春。春光骀荡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然而，能引发孙尔准“酒后诗兴大发”之举者，乃是当时的福建巡抚韩克均。

韩克均是山西汾阳人，号芸昉，与孙尔准一样，在当地人眼里，也是清朝的廉吏。“中丞”是清代对巡抚的尊称。

当年，身为下属的韩克均邀请上司孙尔准家中赴宴。席间俩人畅饮汾酒，酣畅痛饮之后，孙尔准对汾酒推崇备至，随即写下了《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的长诗。

“杏花村”“汾水”“汾酒”……这首267字的“酒后之言”诗句，孙尔准却在诗中明确指出杏花村的地理位置就在山西，这对山西杏花村之说可谓“铁板钉钉”。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是浙江绍兴人，但先生与汾酒的故事外界鲜为人知。

民国时期，鲁迅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4个年头（1912年-1926年）。正是这段时间，善饮绍兴黄酒的他又喜欢上了汾酒的清香。

汾阳人冀贡泉比鲁迅小11岁，曾在日本留学，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法学学士。从日本回国后，就来到了教育部工作，任教育司第一科主事。他和鲁迅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教育部的。

冀贡泉经常去鲁迅家中做客。“星期休息。上午与马幼渔、朱遏先来。冀君贡泉送汾酒一瓶。”这是鲁迅在1921年10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冀贡泉来家里做客时，特意带了一瓶山西汾酒的情形。

作为来自汾酒产地的冀贡泉来说，他送鲁迅的汾酒是从他老家带来的，口味相当地道。“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夜（高）长虹来，赠《闪光》（诗集）五本，汾酒一瓶。”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鲁迅在日记中一共记录了7次，可见当时他与冀贡泉及同在教育部的山西盂县人高长虹的来往较为频繁。由此不难看出，鲁迅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汾酒的喜爱。

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标志，地处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金华路附近。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就矗立在拱宸桥的运河文化广场前。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一所社会科学类运河专题博物馆。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7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0.55万平方米，是一所社会科学类运河专题博物馆。

运河上，乌篷游船、大型货运帆船穿梭；运河两岸，有忙碌的商贩、搬运工、坐船的乘客、赶集的百姓……在博物馆的一面弧形展墙上，有幅名为《运河杭州风情图》（也称《杭州运河风情图》）的巨幅油画，展现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市井繁华景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杏花春酒馆、太白遗风酒摊、批发零售绍兴黄酒（加饭酒/元红）以及“京菜馆”商号。这无疑告诉人们，当时，白酒、黄酒的销售在当地相当盛行，并占有很大的市场。

巨幅油画《运河杭州风情图》（（也称《杭州运河风情图》），位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一面弧形展墙上，展现了清末民初时期运河市井的繁华景象。　

“山西人，大褥套，发财回家哈哈笑，建房置地养老少。山西人，大褥套，挣下银子藏地窖。窖满再难盛，铸成‘搬不动’。不怕贼偷不怕劫，夜夜安心把觉困。”这是清代浙江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就是晋商。原来，从福建采购好茶叶的晋商，将茶运至武夷山北边的浙江杭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水运至北京。同时，从事各种生意的众多晋商瞅准商机，纷纷在大运河沿线寻找投资项目进行交易，这为山西白酒酿造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晋商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也将汾酒及酒的酿造技艺带到各地，以至于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山西酒文化学者王文清表示，在明清时期，晋商基本控制了制曲、做酒和卖酒的全部链条，以汾商为代表的山西酒老板，在晋商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万里茶道为主轴，“一轴多翼，南延北伸，东传西渐”，将山西汾酒和汾酒的酿造技艺向全国传播。其中的“东传”，就是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将酿酒技术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八个省市扎根并传播开来。

“大量史料证实，中国的许多名酒源于山西。汾酒真正走向全国，是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通过晋酒外销、技术扩散、异地设坊和酒曲垄断，形成一次历时长久、规模空前的晋酒大进军、大拓展、大渗透，这是随着晋商五百年称雄商界的足迹而发生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个伟大的进程，使汾阳杏花村成为白酒祖庭，汾酒是名副其实的国酒之源。”王文清说道。

经王文清考察，明清时期，山西汾酒由晋商带入浙江，随后山西酿酒技术也开始推广，用山西白酒技术所酿的酒当地人称为北式高粱酒，当地许多药店也开设白酒坊，生产配制药烧的白酒。许多酒栈、酒店还从山西专运汾酒销售。

清初，从事茶业的晋商去浙江建德（现为杭州代管的县级市）一带采购朱兰茶。安徽《霍山县志·土产》载:“建德为产茶之区……由山西客商贩至北路归化城一带出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6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由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往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

山西茶商之举并非仅仅是单一的“卖茶”之举，而是在将建德茶运往各地的同时，也把山西酿酒技术带到了建德。

王文清说，浙江本就是个出好酒的地方，但当地出产的酒多为黄酒，早在春秋时期，睦州（现建德市）人就开始酿酒，当地历史上的“睦州烧春”就很有名气。

清乾隆初年，晋商在建德开设酒坊。在山西人的影响下，当地人也开始开办烧酒作坊。

清同治二年（1863年），安徽药商朱仰懋携资在建德梅城镇开致中和药店，药店内设酒坊制作五加皮药酒，通过改革山西酿酒工艺，采用本草制曲。在制曲过程中添加珍贵中药材，使得酒体舒雅甘美。

民国年间，致中和酒厂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酒厂。许多酒栈、酒店还从山西专运汾酒销售。当时，汤源元绍酒栈酒标上，还专门注明“兼运山西汾酒”字样。

在浙江绍兴诸暨市，有一款清香型白酒同山烧，也称“高粱烧”“秣秫烧”，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本土酒。它以独特的色、香、味远近闻名，因产地在同山镇而得名。

同山烧是同山镇世代相传的纯高粱固态手工蒸馏酒。西源村是同山镇出产优质同山烧的代表。这款酒以诸暨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为原料，取同山镇上汲龙水酿制而成，因地处盆地，常年恒温窖藏，因此酒质清澄，口感甘洌，其中尤以同山醉美，被称为南派清香典范。

“越王之栖子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这是《吕氏春秋·顺民篇》对同山产酒历史最早的记载。根据这一记载，早在2500年前的古越国，同山就已盛行酿酒。据当地酒厂史料记载，南宋时，躲避战乱的北方人迁徙到诸暨，也把北方酒技术带到了当地，并一直保持“北酒南喝”的习惯。

此时，同山镇迁来躲避战乱的山西太原一族。太原人好酒善酿，为同山镇的酿酒工艺带来了巨大的提升。其中，太原王氏一门独具酿酒才华，利用同山特产的糯高粱和山泉水，加入秘制小曲，采用北方白酒的酿制工艺，反复尝试后酿制出极具特色的“南产北酒”，被众人所喜爱。因该酒由大锅烧出，故被称为同山烧而广为流传，成为诸暨家喻户晓的名酒。

如今，身处南方的诸暨人，其性格仍偏向北方人，比较豪爽，也喜欢喝高度烈性白酒。虽然诸暨地处传统黄酒集中区，但是对白酒的需求量大，因此，诸暨成为浙江白酒产业主要集中区。

在浙江，素来不失江南人士清秀之态的诸暨人，更多了一点北方汉子的豪爽之风。王文清说，正因如此，出自诸暨同山的同山烧，不仅有爽滑甘甜的口感，自古便有“劲烈如刀”的评价。

多数人说起白酒，自然便想起“酒色通透，无色自香”。然而，同山烧最大的特色在于其红玉般的光泽，恰恰以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造工艺，天然形成红玉之色，被称为南派清香典范。

2020年，上海一家拍卖行曾拍卖过一份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晋合公字号股份合同。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晋商在杭州经营放贷生意的合伙合同原始契约实物。

其实，明末至清代，有许多浙商在北京也经营银钱业活动。而这些在北京的浙商把山西酿酒技术带回了浙江。

王文清说，浙江虽为黄酒产区，但在北京的浙商把山西酿酒技术带回家乡应用到制黄酒中，把制黄酒压榨后的糟粕作为原料，进一步发酵后经蒸馏而成的烧酒，称为糟烧酒。

《沈氏农书》是明末清初反映浙江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农书，其中就记载了黄酒糟用来制造糟烧酒的方法。

王文清介绍，制糟烧酒有缓汽蒸馏、大汽追尾、掐头去尾、看花摘酒等技术，烧好的糟烧要先储存一段时间，装在陶坛里，储存在地窖里更好，叫“坐一坐”。

浙江瑞安市的烧酒历史上就有名气。据清嘉庆《瑞安县志》记载：“邑烧酒绝佳，他邑虽善酿者，其色其味，终不及也，温人呼为瑞安烧。”

瑞安所产的糟烧酒中，由于所采用的是高楼镇的好水、好米，做出来的糯米糟烧柔和。高楼糟烧清亮透明，醇香浓郁，回味悠长。

民国年间，崇德县城设镇，称崇德镇。1958年，崇德、桐乡二县合并，崇德县改称崇福镇。

明弘治《嘉兴府志》载:“崇德之域，旷然平夷，运河一线，界乎其中，桑林稼陇，四望无际，皆平原沃壤。”四郊农业的发展，使部分手工业者和商贾汇集于镇，促进了县治的日益繁荣。

清光绪《石门县都》记载：“收税亭，宋建，在县治东二百步；酒税务，宋建，在东北一百五十步；公使醋库，宋建，在县东北一百步；抵当库，茶盐场，宋建，在县东北一百五十步。”从“收税亭”“酒税务”“抵当库”“茶盐场”等机构设施来看，当时镇上的商品经济已初具规模。

清光绪年间，镇南门外有程万森酱园，西门外有道生楚记酱园，再后来，延续为民国时的崇德李道生酒厂，最后就发展成了地方国营崇福酒厂。

崇福酒厂的商标为“重九牌”。经王文清考证，1983年，崇福酒厂修建厂桥，取崇酒之谐音定名“重九桥”。该厂当时的“重九牌”商标，亦寓广告宣传之意。崇福酒厂与汾酒渊源颇深，其原先生产的“重九牌”白酒所贴酒标，名称就叫“老窖汾酒”。“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走过三关六码头，不如宁波江厦头”。这些宁波老话指的是宁波江厦街一带在历史上钱庄林立，金融业繁荣发达。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宁波江厦街一带有160多家钱庄，而且这些钱庄还向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业务拓展。当时的宁波是东南一带唯一的金融中心，钱庄多过米店。许多山西票号在此开设分号。宁波钱庄从山西票号、外国银行拆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款。

后塘街是宁波重要的商业区。在这条街上，拥有商号近百家，基本上满足了老百姓日常的生活用品消费，其作用相当于如今的一座大型超市。

因紧靠宁波境内的奉化江，来往船只非常便利，后塘街自然也成了海鲜水产的集散地。明末清初诗人李邺嗣所说的“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用在此处是可谓恰到好处。

在宁波的晋商看中了这块商业宝地，将山西酿酒技术带了过来，相继开始生产绿豆烧、五加皮、虎骨酒、玫瑰酒、史国公酒、滴花高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