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位被遗忘的人类学家在乱世中的学术坚守与传奇人生，《自由鸟与蜗牛》书序节选——

史禄国是享誉世界的俄国人类学家，他在中国度过了自己学术生命最成熟、最旺盛的17年，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界的影响深远。本书在广泛搜集、整理史氏在华活动资料的基础之上，详细梳理、研究史氏在华期间的学术研究，以及他与中外知名学人的交游活动，进而观察并剖析人类学在初入中国时所面临的各方不同态度及其发展境遇。
　　

史禄国学术早已引起了一些关注——在我看来，我国人类学奠基者之一凌纯声先生的早期民族志作品《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已是对史禄国“泛通古斯论”观点的直接回应。但如我从阿伯丁大学的北方人类学团队那里了解到的，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多聚焦于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对史氏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民族志研究及萨满宇宙论研究关注有加，但对他在中国学方面的建树却讨论甚少。
　　

有鉴于此，王传广泛搜集、整理、翻译中文、英文、俄文、日文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结合其对史氏论著的解读，形成一部长篇编年（在书中他只展现了一个缩减版），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一部有关史氏在华学术人生的大作，以之还原史禄国从1922年入华直到1939年逝世这17年间的生活、学术活动、田野足迹、社交、教学、影响等。在学者对史氏在华的生活与工作缺乏全面研究、未对史氏中国学思想加以妥善还原的情况下，王传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自由鸟与蜗牛》的背景性章节追溯了1912年至1922年间史禄国的学问由来及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田野足迹。王传巧妙地用这个背景性章节，为史氏在华的“两重生命”之展开埋下了伏笔。接着他将史氏1922年至1926年在上海的学术活动、1926年至1930年从东南（厦门大学）到华南（中山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交际与思想，1930年至1939年“隐居北平”（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的事迹全盘托出。
　　

通过这部传记的书写，王传还原了一位流亡在华的外国前辈的行迹和思想。如其所述，史禄国先摆脱变革中的家园之政治复杂性而成为“自由鸟”，后在世事之“局”的变动下，从“自由鸟”变得更像“蜗牛”。不过，我猜想，史禄国的生命历程并没有由此分成前后两段。王传以文字所绘制出的史禄国图像，令我想起“性格组合”概念，延伸论之，这兴许意味着，承载自由鸟与蜗牛的“双重身份”，是认真的人类学家的本分和宿命。
　　

史禄国就是一位时而像鸟儿那样飞翔、时而像蜗牛那样沉浸的人，无论是做自由鸟还是做蜗牛，他做的事从来都以田野旅行与案头工作为主干。在华期间，他的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他基于广泛而深入的民族志调查研究完成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
　　

史禄国追求经验与理论的一体性，其提出的见解，预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学。如今，从事这门学问的同行，多已有了“超越自然与文化”、致力于集中审视物我自他关系的雄心（我不是例外，这些年我提出了“广义人文关系”概念，便与这一雄心有关）。在这点上，他们与史禄国是一样的。但他们很少意识到，若是史禄国还在世，他一定会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史禄国早已指出，人类学研究者应努力综合“他者的智慧”与科学，构建贯通天地万物、技术-人口-制度环节及生理-心理-想象丛结的认识体系。这无异于表明，破除僵化的物我自他之分，早已被史禄国自担为使命（当安德森说史禄国早已提出生物-社会一体论时，他话中有话。他的话背后的话，想必与史禄国的这一使命感有关）。
　　

饶有兴味的是，史禄国是在中国通过“蜗居”系统论述他的这一见解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远离西伯利亚田野地。他是因其所蜗居之华北与他青年时期的经典田野地有着古老的区域性关联，还是因身在远处而能由彼及此，才能返诸于通古斯文明的原乡，把他的民族志“故事”升华为理论，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只是，由于他过早离世，他未能对通古斯文明图景与近处的东亚文明加以比较和联想，但他是带着他从通古斯文明的研究中升华出的民族志见解来对中国展开调查研究的。
　　

从《自由鸟与蜗牛》的多处叙述看，在完成《通古斯人的心智丛》之前，史禄国已锻造了某种别致的中国学知识器物，王传称之为“汉学人类学”。
　　

如王传在书中提到的，史禄国除了与东西洋汉学界有来往之外，还与国内杰出学者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张星烺等人有密切交往，对当年学界的青年才俊杨成志、费孝通、许烺光、杨绛、罗香林、夏鼐等产生颇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