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三晋大地蕴藏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密码。
　　

从2023年11月山西正式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两年多来，山西“四普”工作稳步开展、有序推进，这场跨越时空、倾心倾力的资源盘点，是山西文物保护史上的又一里程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2月8日，山西省“四普”实地调查验收暨老城文物专项调查培训班在太原举行。
　　

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华，和本期180余名普查工作人员全程参加培训。这样的省级培训课、推进会，在“四普”中已经开展过数次。
　　

王振华告诉记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在2007年至2011年。“三普”中，我省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约占全国总量的7%，排名全国第四位。
　　

近20年过去了，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王振华介绍，“四普”工作任务艰巨，意义深远重大。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四普”工作高度重视，省政府印发《关于做好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分管副省长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26个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山西省文物局，具体负责普查组织协调工作。“应普尽普、应保尽保”这八个字，是山西“四普”工作的核心原则与行动纲领。
　　

应普尽普，意味着要以最严谨的态度、最细致的排查，将视野投向每一处可能蕴藏历史信息的角落；应保尽保，则体现保护工作坚定、紧迫。意味着所有发现的文物遗迹，必须依法依规、及时有效地纳入保护体系，不容遗漏、不容懈怠。
　　

实现“应普尽普”，才能达确保“应保尽保”，然而，在山西，一来“三普”53875处的基数庞大，二来地形多山地丘陵，很多未被发现的文物点位地处偏远，人难企及。仅这两点，要达到“应普尽普、应保尽保”的标准，对物力人力的考验、对责任担当对保护理念、对技术方法科技手段，都是一次攻坚和挑战。
　　

与往届普查不同，“四普”涉及的任务更为细致，行业跨度也比较宽泛，“如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就是新成员，任务是将文物本体与实景三维数字空间融合后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进行监管，包括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提升文物普查成果精准度；建立统一技术标准，将文物本体数据库纳入全省地理实体数据库建设当中；以三维时空数据为基底，支撑文物保护利用监测监管等，真正使文物活起来。”王振华介绍。
　　

王振华说，山西的“四普”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与指导。在13个国家级试点县区中，运城市盐湖区被选为古建筑类型的国家级试点，国家“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全程跟进。运城关王庙、太平兴国寺塔作为普查优秀案例，入选“四普”经典教学材料。2025年4月，“四普”现场会在山西长治召开，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参会部署，强调了普查工作的政治意义与历史责任，并对攻坚收尾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加大新发现力度、落实应保尽保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四普”中，山西11个市的新发现，再次印证了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处长、省四普办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刚介绍，全省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时空跨度大，类型丰富，主要集中在古文化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文化景观等方面，足以窥见山西历史文化的层次性、连续性、多样性与独特性。
　　

其中，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时间跨度超过五千年，如襄汾县的“508沟遗址”、曲沃县的“龙山时代陶寺文化遗址”、太原尖草坪区的小塔明清古聚落遗址等。
　　

属于古文化遗址类的军事设施遗址密集发现，如定襄县白村北寨址、宁武县马头山堡与马头山烽火台、右玉县畿上塞围、阳高县鹿角沟长城等，勾勒出山西作为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交锋前沿的军事防御体系。
　　

古建一直是山西响当当的文物名片，在“四普”再次被证实。
　　

从建筑时代看，金元时期建筑数量突出，这与山西在金元时期作为文化经济重镇的历史地位相符。从建筑功能上，宗教建筑较多，如高平市圆融寺、寿阳县侯家沟诸神庙等。此外还有大量民间建筑被发现，如汾西县郭村堡曹家宅院、襄汾县关村四号民居等。其他如繁峙县秘魔岩桥、屯留区甘草滩桥等桥涵，娄烦县汾川书院等学堂书院等，反映了山西古代社会生活、交通贸易、教育发展的面貌。
　　

还有古墓葬，最早有夏商时期的昔阳钟村墓地，也有西汉的太原市迎泽区东山古墓，还有金代的五台县寺沟金墓塔等。
　　

山西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分布区，此次也有不少新发现，尤其是北魏至北齐时期佛教石窟，如太谷县上黑峰石窟（北齐）、榆社县北坪石窟（北魏）、阳泉市郊区燕龛石窟（北朝）等，极大丰富了山西石窟的分布图谱。
　　

还有摩崖石刻，如新发现的宋代阳泉市平定县“王家庄石刻”、元代的忻州市五台县“石盆口摩崖石刻”，明代忻州市繁峙县“净林摩崖石刻”，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存在。
　　

太行肝胆，永镇河山，山西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每一处新发现的红色遗迹都是一座丰碑：五台县东茹村八路军总政治部旧址、左权县八路军兵工厂杨家庄旧址、平鲁区绥蒙军区司令部旧址、阳泉市城区百团大战临时指挥所……
　　

山西为新中国提供了“光”与“热”，代表性的新发现有，长治市潞州区石圪节煤矿主斜井、阳泉市矿区马家坪变电站旧址等功勋工业遗产……
　　

历数这些新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山西历史文化的认知维度，不断为“何以山西”加上最鲜活最有力的注脚，让人们对脚下黄土地的爱，更深沉，更炽热。

就山西“四普”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从地域分布看，运城市位居榜首，长治、临汾、吕梁、晋城等地新发现数量也都不低，全省多点开花、全域覆盖。

其实，新发现绝非简单的数字累加，每一处，都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惊喜真是不少，举两处新发现的实例”刘刚说，一处是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发现的北魏磺厂石窟，南距闻名遐迩的天龙山石窟17.5公里，北距汾河5.6公里。石窟坐北朝南，巨石高4.7—5米。石窟内部为三壁三龛式，共有造像9尊,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风格，其中西壁为倚坐弥勒像，符合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石窟造像艺术汉化的趋势，多采用南朝士大夫服饰形式雕凿，“这一发现，为研究北魏艺术传播与演变提供了珍贵实例”。
　　

另一处实例，是晋中市昔阳县钟村墓地的发掘，震动学界。钟村墓地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已发掘墓葬13座，时代从夏商至战国时期。墓葬所见大型石椁、多人合葬、壁龛殉人、人骨铺撒朱砂、器物箱放置器物等葬俗极具特色。精美仿铜黑皮陶管状流爵、陶斝等酒器，反映出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密切的联系。刘刚介绍，考古人员分析，该墓地是一个以父系为本的家族墓地，人群来源主要为本地居民。初步确定，钟村墓地距今约3500年，是目前为止夏商之际等级最高的墓地，暗示着山西东部太行山区域存在着一个高等级的文化族群。而更大的惊喜是，在配合钟村墓地后续考古的工作中，昔阳县“四普”工作队相继发现了寨上遗址与土寨遗址两处早期遗存，丰富了人们对夏商时期古代中国的再认识，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开辟了新的考古视角。
　　

以山西“四普”新发现的角度观察，既有新视角，也有新印证。
　　

忻州、朔州、大同等地军事遗址密集，印证了这些地区作为长城防线和民族交融地带的历史角色；临汾、运城早期文化遗址和古建筑集中，与这些区域农业发展早、文明起源早的特点相符；吕梁、长治的红色遗迹集中，更加清晰呈现出烽火年代吕梁、太行军民艰苦卓绝抗战的史实；而阳泉、太原近现代工业遗产明显突出，反映了它们在现代工业化中的先锋地位……
　　

山西“四普”诸多新发现，丰富了文明拼图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培训课的课余时间，王振华面对普查队员们时总会一次次说“辛苦啦”，感谢这些付出巨大辛劳的“四普”队员。王振华告诉记者，目前全省累计组建普查队伍170余支，吸纳基层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工作人员1200余人，加上文物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村民等，老中青结合，直接参与到普查工作的总人数保守也有3000人，如果算上宣传“四普”、提供各种保障的间接人数，参与其间工作的总人数近万人。
　　

如果不亲身参与，很难想象到普查过程中，凝结着各级普查队员多少汗水与智慧。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直面荆棘密布、蚊虫肆虐、山路险峻、天气无常等重重困难，“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敬岁月也敬自己一杯”，在苦与乐中奋勇前行。
　　

稷山县普查“五人组”自比“西游团队”取“真经”，沁县普查队员三伏天在北神山寻找狐偃庙经历车辆爆胎、山西大学百余名文物全科生一头扎进田野，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融入实践……这些用脚步丈量历史，用责任守护文物的鲜活动人的故事，数不胜数，感人至深。
　　

山西“四普”中，普查队员在基层的淬炼体验不一，但他们给的结论都是一个字：“值”。如果文物会说话，当看到普查队员翻山越岭因它而来时，一定会轻声回应：“你，就是我要等的人。”
　　

山西人对文物的敬畏与保护，是刻在骨肉里的热忱与深情。195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自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序幕，山西省第一个响应，于发文当月启动普查工作，历时四年半圆满完成。如今，70载春秋更迭，山西正以全新的姿态，写书写着“四普”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