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马宏杰继《最后的耍猴人》后深耕八年的非虚构纪实佳作。作品通过作者的实地采访与观察，记录了武汉的一个民间楚剧团——吴正彬剧团，描绘了这个剧团的兴衰历程。书中不仅展现了戏班成员们的日常生活、排练与演出场景，还深入挖掘了每位演员背后的故事与命运，反映了基层戏曲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文化传承的艰难。书中描绘了吴正彬剧团在城市化进程、疫情冲击以及观众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下的挣扎与坚守，是人与时代的记录。

戏班，是一个江湖。

由于是早晨，戏班没有演出，剧团团长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打盹，没有听到我们进来的脚步声。房子里放着两张麻将桌，椅子、煤气罐、锅碗瓢盆等用品占据了屋子的每个角落，中间有一道布帘，布帘下就是戏台。不演出的时候，这里就是吴团长放床的地方，他每天睡在这里，如同一只动物睡在窝里，体现不出任何作为团长的风采。

武汉是中国的四大火炉城市之一。五月时已经很热了，不透气的屋子里散发着一种混合了身体气味的浊气，让人闻着很是不舒服。吴团长敞着怀，穿着随便，衣服很旧，相比起剧团团长，第一眼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他的头发有一半谢顶，剩下的头发也稀疏可数。

“怎么称呼您？”我开口问道。

“叫我老吴就行，吴团长也可以，我的真名叫吴正彬。”

“你出生在哪一年，是本地人吗？”我接着问他。

“我是1943年2月16日出生，老家在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大集区小集乡吴家湾，后来搬到汉口。我们家出了几个有名的楚剧人物，一个是王玉珍，是《洪湖水浪打浪》的演唱者，一个哥哥王智明（音），加上嫂子赵玉平（音），还有一个姓郑的。我是学评书的，之前在文工团工作。”

刚和我接触时，吴正彬很热情，乍看是个老实本分的人，随着他说话，我才开始觉得他并不简单，且深藏不露，是个老江湖。

“你多大开始学戏的？”

“没有人让我学，我十几岁就跟着草台班子跑龙套。戏班子来村里，我就给人家搭手干活，他们唱完了给我几毛钱花。1959年，我考进了武汉市的汉剧戏校，初中毕业后，我父亲不让我再唱戏，要我到长江航运公司做调度工作，从重庆开始，巫山、奉节、巴东、宜昌、沙市、武汉、黄石、无锡、九江、马鞍山、铜陵、涪陵，再到南京、高岗、上海、镇江，这些地方都是我的调度范围。”

《最后的江湖戏班》马宏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笑得皱在一起。我想，在那个年代，他是手握一定权力的人。

“那是李富荣的妈妈张学兰。”他指着坐在一边的一个老太太，“她资格老，在戏剧专业上搞了一生，我之前还给她跑过龙套，她最后没有落在一个好位置上，人事落到了京山县（今京山市，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要是落在武汉市，她怕是要红透半边天。”

“什么叫没有落在一个好位置？”

“她没有进到省属、市属的剧团，地方话称‘这人没有进一个好庙’，没有‘好庙’，就供不起这尊‘神’，演得再好也发挥不了。我之前汉剧团的同学，现在个个都是红角，每月都有八九千块钱的收入。”

1984年，长江航运公司所属的洪山区文化局找到吴正彬，让他组建文化剧团，应对日益红火的演出市场。于是，吴正彬担任团长，组建了武汉市百花楚剧团，取自“百花齐放”的意思。1976年后，这些演员都返回了城市，正处于无处安置的状态，吴团长就把一些演员收编在他的剧团。说到这，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很是得意。

“当团长当然不错，但是你会唱戏吗？”他看起来并不像会唱戏的样子。

“会呀。”吴正彬梗着脖子，抢白道。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最拿手的角色，我追着问他：“您唱什么角色？”

“我什么都唱，内角、外角，杂巴角，都会唱，主要唱丑角。再就是桥段，婆婆、媒婆、怨妈，这些角色都是我的。”他摆着手，做着动作，嘴里念着口白，顺便给我介绍。

他的念白词讲得很有趣，在剧团里熏了几十年，只要不是主角，他都能扮上装，上台唱起来，即便词错了也是一场戏。戏曲中，京剧的唱词讲究“准纲准词”，不能唱错，其他的戏词相对灵活些，只要押韵顺口、情节合理，就好往下唱。

“从1978年开始到1995年，我的戏班子很兴旺、很赚钱的。那时候戏曲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的剧院位置在民众乐园，全国来交流的演员都知道武汉民众乐园。民众乐园八年换了五届经理、主任，但是剧团效益好，一直不换我们。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民众乐园被撤销，我就搬到了安徽街。安徽街的剧场，我投资了好几万——建有五百多个座位的剧场，白天基本上是满座，夜晚八成满座。”

吴正彬在民众乐园的演出一直持续了十五年之久。随着房地产的开发，演出已难以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就将民众乐园卖给开发商，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吴正彬开始带着自己的剧团游走演出，哪里有剧场就去哪里演。

2003年，戏曲剧形势开始走下坡路，安徽街也拆迁，剧团的演出场地不停更换。接下来的几年，他拉着演员东拼西凑地到处跑着演出，这里演一段，那里演一段，慢慢地演员少了，观众也少了。随着时间推移，游戏、电影、网络这些新的娱乐形式开始挤占戏曲市场，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更没人愿意再看戏。

2006年，吴正彬终于找到现在这个地方，带着一支三十多人的演出队伍搬了进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每个月的房租是两千八百元。虽说地方不大，但是吴正彬吃住在这里，演出也在这里，再也不用到处漂泊。

虽说每周只有一场戏，剧团演出的环节和程序一样不少。最常上台的是几个“老戏骨”，算上打鼓的、敲梆子的、拉二胡的，还有梳头的、化妆的、管衣服的，一场戏下来需要不少人。

“演员一星期只来这里演出一次，唱一场戏，够糊口吗？”我问道。

“演员都是退休的人，他们都有退休金，来这里就是为了乐一乐，是一种乐趣。像我坐在家里，一个月也可以拿几千块钱退休金，靠唱戏赚钱那不得饿死人嘛。”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一周只演出一场，只能坐十几个人的剧场，能有多少收入。

“戏曲是一种不动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再不搞，也就没有人搞了。我可不是吹这个牛，武汉现在已经没有楚剧团了，现在干这个赚不了钱。”

他是不是武汉唯一的楚剧团我不知道，但是他敢这样说，样子还很自信。如果武汉真的仅存他这个身居闹市的小楚剧团，我倒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当家演员有三十块，跑龙套的给二十五块。如果一个演员唱得好，观众打赏得多，吴正彬不但不用给演员钱，还可以拿百分之五十的提成，这些钱则用来分给工作人员，梳头的一次给二十五元，打鼓的、敲锣的、拉二胡的都是三十块钱，用于弥补他们的出场费。这样算下来，没有一个人能拿到五十块钱，一场两个小时的戏，也就赚一顿饭钱。

聊完了演员的分成，我还想继续问一些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算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吴正彬的一句话让我们今天的谈话戛然而止，我不知道是哪个问题触动了他哪根神经，总之，我感觉到他对钱很敏感。我只好终止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