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随晋商南下,书写漕畔风华。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 寇宁 摄

2500年的运河史，是半部华夏史。而这部运河史，也是运河沿岸城市发展史。

作为政治、经济重要纽带，京杭大运河将黄河流域和长江两大流域连成整体，随着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产、文化、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结及频繁交流，在推动地域间融合、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极大促进了一大批运河沿岸城市商埠的兴起、繁荣和发展。

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北起徐州沛县，南至苏州吴江区，是水道最长、文化遗存最多、保存状况最好及利用率最高的河段。这条长约790公里的主河道，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串联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及太湖等主要湖泊，形成以南京为核心，辐射苏州、无锡、常州、徐州、扬州、镇江、淮安和宿迁沿岸城市的繁华经济圈。

中国漕运博物馆。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基本上是‘半天下’。清代则范围更加扩大，可以说是足迹‘遍天下’。”张正明《晋商兴衰史》一书中说：“……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则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其营销商品也有了新的扩充，有绸布行、纸张行、裘皮行、油酒行、茶行、盐行、典当行、粮食行等。”

清学者徐继畬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从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中，通过统计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沿岸繁华城市修建的山西商人会馆数量，可以窥探出晋商当时在江苏的经营活动情况。

苏州是南方重要的繁华商埠和商品集散地，是中国历史上成为经济中心最久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晋商纷纷在此经营钱庄、账局及票号。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81家钱商提议修建全晋会馆。如今，这座晋商修建的全晋会馆成为苏州戏曲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处江苏北部的徐州，明清时期既是运河漕运重要码头，还是直通五省旱路驿道的重要通衢。在清康雍乾年间，晋商已是徐州经济实力最为强劲的商帮之一。清乾隆七年（1742年），徐州的晋商选址云龙山原有关山祠，捐资扩建成山西会馆。

从会馆现存的碑文可以看出，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徐州的山西“盐商大增”，至清道光年间，又新增了票商，他们是后来会馆修葺的主要捐资者和推动者。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徐州的晋商耗时4个月，共“使钱333853文”，对会馆进行重修。这也是晋商对徐州山西会馆的最后一次重修。

南京山西会馆旧址在南京市秦淮区颜料坊90号。清乾隆年间，晋商云集金陵，并州、潞州、沁州、泽州、解州、蒲州、绛州及太谷、汾阳等地的豪商大贾，均在金陵开设“字号”行店。潞州商人提议组织金陵晋商总会，解州商人提出以地处南京颜料坊的关帝庙作为晋商总会办公场所。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金陵晋商总会在关帝庙周边购地置产，将原有的一进三院增至一进七院，房屋总计100余间。“所在金陵关帝庙内，如到家焉，食宿办事，悉数妥帖耳！”从这封现存的百多年前家书可以看出，当时的南京山西会馆，既是商业协商和商业信息交流的常设机构，又具有同乡慈善资助机构性质。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山西会馆被拆除，改建为一家工厂。现仅存临街的二进小院。幸运的是，在三楼屋顶花梁上仍能看到一行清晰的墨书楷体题记。

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之处的扬州，是清代著名的两淮盐商集中地，见证了中国大运河的起始和发展、繁荣和衰落。

在扬州东关街附近，有座建于明清时期的山陕盐商会馆，是扬州最早的盐商会馆之一。会馆占地面积约5亩，最北端墙角嵌的“山陕会馆地基北墙界址”碑刻旧迹仍存。

山陕盐商势力雄厚，精于理财。明嘉靖年间曾组织家丁抵御倭寇，筹建扬州新城。在扬州的晋商中以平阳亢氏最为知名。

中国漕运博物馆中关于酒的陈列。

明嘉靖年间，崇拜关羽的山西盐商修建关侯庙。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庙内增祀刘备、张飞，于是更名“三义阁”，成为扬州城内唯一以“桃园三结义”为主题的祭祀场所。

修建三义阁者，就是平阳（现山西临汾）亢氏，是扬州著名的大盐商，人称“亢百万”。清末民初学者徐珂所著《清稗类钞》记载：亢氏资产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张正明《晋商兴衰史》记载：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经过二百多年，亢氏的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亢氏不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而且在扬州也购建大量房产。有史料记载：“亢氏构园城阴，长百之里。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几百间，士人呼之为百间城。”如今，扬州盐商文化及园林胜境的典型代表——瘦西湖，就是亢家原来的后花园。

瘦西湖是由隋唐大运河水系和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城壕连缀而成的狭长水体。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支流，瘦西湖与运河保持着水源相通的互动关系。

另外，在江苏还有苏州翼城会馆、睢宁县山西会馆、镇江府山西会馆、镇江府北五省会馆、淮安县山西会馆、吴江县山西会馆、窑湾山西会馆等多处山西会馆。其中作为“运河之都”的淮安，是明清两朝管理漕运事务的最高机构——总督漕运公署所在地。这些山西会馆身处运河沿岸的繁华商埠，由此可看出，当时来自不同地域晋商的经商范围和活跃程度。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在南京市鼓楼区街区，与“随园”有关的街道、建筑明显增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近年来，山西画家牛力绘就一组系列水墨画，50余幅画作均以《随园诗话》中的诗句为构思进行创作。

来到南京，牛力想了却一个深藏的心愿：拜谒随园的主人、《随园诗话》作者——清中期大才子、美食家袁枚及其“随园”。

随园依清凉山而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前后，主人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后归江宁织造隋赫德所有。

说起随园，就绕不开袁枚。

袁枚（1716-1798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时擅长写诗文。清乾隆四年（1739年），中进士后赴江苏任县令7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以“三百金”购得江宁隋赫德废园，改“隋”为“随”,命名“随园”。从此，无意吏禄的袁枚，辞官隐居随园。清嘉庆二年（1797年），82岁的袁枚去世。这位被后人尊称“随园先生”的才子，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有“南袁北纪”之称。

近50年间，袁枚在随园过着名士风流的生活，写下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随园随笔》等作品，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汾酒之下，山东膏粱烧次之……”这是袁枚77岁时在《随园食单》中对汾酒的评价。“狠”，就是烈、正、真之意。在这部被后人誉为“古代美食百科全书”的书中，他对汾酒表现出浓厚兴趣。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外观设计气势恢宏。

遗憾的是，在太平天国时期，随园被焚毁。1921年，金陵女子大学在此兴建校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园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校址，之前金陵女子大学遗留下来的民国建筑保存完好。如今，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现存一处面积不大的湖泊及一根粗大的房梁，为袁枚随园仅存遗迹。

如果说，袁枚对汾酒的夸赞毫不掩饰，相形之下，另一位清代才子对汾酒的描述则有些许浪漫色彩！

“徐州高粱、山西汾酒皆烧酒也。扬州或用大麦则曰麦烧，或用糯米则曰米烧，其不敌高粱汾酒者远矣。方其蒸调之时一清如水，及贮入坛中则酒面闪闪有花，市肆零沽美其名曰堆花烧酒……”清乾嘉时期学者、出身于扬州文化世家的林苏门（1748-1809年）撰写了一部记录扬州风土人情的诗集——《邗江三百吟》。

他在书中仔细观察了汾酒，发现贮入坛中的汾酒“酒面闪闪有花”，在市场零售时，被好酒者“美其名曰堆花烧酒”。他口中的“堆花”，就是如今人们在夸赞酒的品质时所见的晶莹剔透的“酒花”。

李汝珍（1763-1830年）是清中期的著名小说家。他在江苏海州（今连云港）板浦生活期间，耗时20多年写下小说《镜花缘》，该小说是中国古典十大名著之一。

“山西汾酒。江南沛酒。真定煮酒……”这是在《镜花缘》第九十六回中“亮相”的一份酒单：在淮南酉水关一酒肆，欲饮酒的客官接过酒保递来的酒水单，定睛一看：汾酒位列第一！

这张酒单上包括汾酒在内共有55种酒名。作为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可虚构，但酒水单却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应是常年生活在板浦的李汝珍经常出入酒肆的生活实录。

细心人不难发现，袁枚、林苏门、李汝珍均生活在清乾嘉时期，其作品基本上也成于同一时期。在漕运官宴、盐商雅集，正是由于独具特色的清香，汾酒成为席上标配，屡屡见证了南北商贸互通与人文交融。

李汝珍故居。

地处江苏西北部的泗洪，是宿迁市的市辖县，坐拥洪泽湖40%的水面，开凿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通济渠泗洪段长33公里，与洪泽湖相连，是目前隋唐大运河中仅存的保持原貌的一段遗迹。

青年作家、编剧夏广巧，在泗洪县文化馆专门从事剧本创作。多年来，她的作品频频问世，其中大型泗州戏《贺老太》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为江苏戏曲界赢得了荣誉。

“泗洪是双沟大曲的产地！”夏广巧说，《贺老太》是以双沟酒厂创始人贺老太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剧中塑造了民国年间一位有勇有谋、爱国爱家、深明大义的民族企业家形象。

提起双沟大曲，与山西渊源颇深。《泗洪县志》载:“清雍正十年(1732年)，山西太谷酿酒师贺全德路过双沟镇，办全德糟坊，以杏花村酿酒方法，结合当地酿造技艺，酿得双沟大曲。产品不光在本地受欢迎，而且远销到河南、河北、安徽、江浙一带，曾有‘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之说。由于全德糟坊讲求产品质量，坚持以德为本、宽厚待人的宗旨，生意越做越好，信誉长享。全德糟坊又相继兼并了镇上‘永记’‘广元’等数家大型酒坊，通过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实现了双沟酿酒史上首次规模和品牌效应。从此，双沟大曲名声逐渐远播江淮且蜚声海内外，当时广泛传颂着‘看景看扬州，喝酒喝双沟’之说。”

汪福宝、庄华峰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辞典》记载:“今之双沟大曲酒，酿造于清代雍正年间至乾隆初年。当时，有山西太谷县孟高村人贺氏至双沟（属江苏省泗洪县），发现这里盛产高粱，既有清冽甘泉之水源，再加自己又有酿酒之精湛技艺，遂在双沟建起全德糟坊。他将山西杏花村的酿造方法同当地的酿造技艺相结合，酿造出浓香独特的双沟大曲。双沟大曲酒香浓味美，远超当地原产的酒，有‘香飘十里、知味息船’的赞语。”

点开泗州双沟朱氏宗亲网，“双沟酒厂创办人贺老太”的信息映入眼帘。

贺老太，本姓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于泗州(今泗洪县)半城。童年丧父，随母逃荒到双沟镇帮工。27岁时嫁双沟镇酿酒糟坊工人贺星垣。

贺星垣祖居山西省太谷县孟高村，三代酿酒为业。童年随父迁居酒镇双沟，在酒坊当童工，经数年悉心钻研，学得一套酿酒技术。婚后，吴氏鼓励丈夫与他人合股，袭前名开办全德糟坊。不久，由贺氏独家经营，更名为贺全德糟坊。

1937年，全德糟坊家业增大，有房百余间，骡马十余匹，另有10个酒池，80余名工人，生意更加兴隆。

操持有方的吴氏，乐善好施，常献物捐款赞助地方公益。1938年秋，日军侵占双沟，贺家糟坊被迫停产。1940年夏，吴氏毅然支持子女投身革命。1947年9月，被尊称为“贺老太太”的吴氏因患脑溢血不幸辞世，后被安葬于双沟镇。

据山西酒文化专家王文清考证，双沟大曲为当地酒业带来极大繁荣，有大小酿酒作坊40多家，其中“上涌源”“下涌源”“广盛”等规模较大。当地流传有“全德酒，广盛糟，涌源会做绿豆烧”的歌谣。

民国《泗县志略》载:“双沟大曲，据善饮者言，应推为全国之冠。”1938年5月后，南京、蚌埠、徐州先后被日军侵占，交通断绝，酒不能外运，销售区域狭小，产量日减，销售市场萎缩。双沟镇相继有20多家酒坊停业。

全德糟坊在正常时期可酿酒百吨。1940年时，产量仅30吨，后被迫歇业。抗日战争期间，全德糟坊和涌源糟坊曾为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生产医用酒精。

1950年，泗洪县政府以全德糟坊为基础，联合镇上其他几个酒坊，成立了地方国营宿县专员公署双沟酒厂，把厂址搬到了县城青阳镇，易地生产双沟大曲。1951年，双沟酒厂又重新迁回双沟镇。

“手工酿制，百年传承。”如今，在宿迁市场上，仍能看到一款由江苏双沟酿酒厂生产的浓香型白酒“全德老酒”在销售，瓶体的酒标上，“始创1732”“全德糟坊旧址”字样格外醒目。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外，袁枚塑像赫然屹立。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 寇宁 摄

“酒坊”“烧酒”“自制名酒”“包办酒席”“油酒”“粮食油酒”……这是清宫廷画师徐扬历时24年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完成的《姑苏繁华图》中出现的各种酒幌，此时恰逢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后的两年。画面展现的地段是胥门至山塘街一带，正是文献史料中记载最多、当地人最愿称道、外地人最为留恋的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文化地段。这说明，在当时繁华大都市的苏州市面上，“苏州酒”乃至“江苏酒”都非常盛行。

江苏盛产美酒，提起当地浓香型白酒，双沟、洋河、高沟、汤沟大曲酒有“三沟一河”之美誉，四款大曲酒各领风骚。但其他三款名酒的出世，与双沟一样，均有晋商的身影。

明清时期，随着晋商将山西酿酒技艺传入，江苏酒的质量得到提高，酒业更加繁荣。

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江苏省》载:“江北之白酒，向以产于泗阳之洋河镇者著名，国人所谓‘洋河大曲’者，即此种白酒也。考洋河大曲行销于大江南北者，已垂二百余年之历史，厥后渐次推展，凡在泗阳城内所产之白酒，亦以洋河大曲名之，今则‘洋河’二字，已成为白酒之代名词矣。”

洋河古镇始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南有洪泽湖，北有骆马湖，地处要冲，水旱皆兴，城市繁华，商贾云集。

洋河大曲是随着古镇的繁盛和晋商的投资而兴起的。明清时期，有山西等九省商人在洋河镇设立会馆，有15家大糟坊竞酿佳酒。

山西白姓商人在洋河开办糟坊，从山西老家请来酒师酿酒，味胜群坊，其酒香甜醇厚，声名更盛。至清雍正年间，福泉酒已行销江淮一带，颇受欢迎，有“福泉酒海清香美，味占江淮第一家”之誉。

民国出版的《哲学辞典》载，明万历年间，“白洋河，所在地居民尚制酒，以酿高粱酒名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编纂的《徐州府志》载，“洋河大曲酒味美。”《泗阳县志》载，“洋河大曲，据传唐代已享盛名，明代更是闻名遐迩，可以考证的历史有400余年。当时，有山西、山东、安徽等九省客商在洋河设糟坊酿酒。”

上世纪30年代，洋河镇有山西等籍人士开办“广泉聚”“广全泰”“广庆德”“广丰园”和“逢泰”“祥泰”“泉泰”“康泰”等酒坊。1949年11月，在洋河镇“广泉聚”“广全泰”“逢泰”“祥泰”等几家私营糟坊的基础上，地方国营洋河酒厂成立。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连云港，古称海州，是汤沟大曲的产地。

相传在北宋年间，山西酿酒名师黄玉生逃难至汤沟，在当地名士汤福新家中求职，后在池塘边挖井，井水清凉甘爽，引水酿酒，芳香浓郁，故此井得名“香泉井”。他在汤沟办起了玉生糟坊，从此，汤沟镇酒师频至，鼎盛时有糟坊13家。在13家糟坊中，以玉生糟坊最为出名。

至明天启年间，汤沟镇有“玉生”“香泉”“天泉”等糟坊30多家，汤沟酿酒达到鼎盛。

1924年，玉生糟坊更名为义源永记酒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汤沟仅剩7家糟坊，濒临倒闭。1952年，当地政府联合7家糟坊在香泉井旧址成立公私合营的汤沟酒厂。1963年，汤沟酒厂与灌南县酒厂合并，名为地方国营灌南县酒厂。1973年，又改名为地方国营灌南县汤沟酒厂。

明清时期，因京杭大运河繁忙的漕运而兴盛的淮安清江浦，逐渐成为河、漕、盐、船、仓五大中心，驿道、茶肆、酒楼等也随之发展。至清中期，清江浦成为“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要冲，晋商在越河街建山西会馆，糟坊也随之开设，并向周边地区扩展。

“高沟美酒冲天香，六塘河上喜洋洋，醉后泛舟行千里，不知何处是他乡。”历史悠久的高沟镇，地处淮安、宿迁、连云港三市交界处。从有集市开始，酿酒业就已出现。据王文清考证，初期，这里的先民配制的是小酒，以蒸熟的红高粱为原料，加上酒药入缸发酵约7天，取出后酿酒。这种方法酿制出的小酒，味辣而苦，颜色淡黄，有些浑浊。当地人引进山西酿酒技术，经过不断改进，小酒逐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高沟大曲。

随着高沟商业繁荣，来往于高沟的客商增多，行人距高沟镇十里开外，就可闻到浓郁的酒香。高沟大曲的酿造，为当地带来繁荣，使这个名不见经传之地，成为远近闻名的酒乡。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镇西街的徐用宣创办长春糟坊并批量生产大曲酒。除就地销售外，酒还销往盐城、阜宁、兴化、泰州、南通及江西等地。继长春糟坊后，又有正茂糟坊开业。清光绪年间，天泉糟坊、汇泉糟坊、公兴糟坊等相继营业。到民国初年，高沟镇已有“天泉”“裕源”“公兴”“涌泉”“钜源”“广泉”“源盛”“涌泰”8家规模较大的酿酒作坊，其中“天泉”“裕源”“涌泉”规模最大，这些糟坊各有雇工数十人至百余人，在酿制、勾兑上各有秘诀，通过互相竞争，各显神通，生产出上等美酒，以优质取胜对方。

佳酿愿待文人捧！清末著名女诗人、戏曲作家刘清韵出身盐商家庭。她途经高沟品尝了天泉糟坊的美酒后，即兴挥毫写下楹联：“香赞浓郁满七袖，味占东南第一家”；“天既有星，糟滴珍珠红艳；泉还名郡，坊开琥珀香浓”。两副楹联分别嵌“香味”“天泉槽坊”，天泉槽坊因之声名大噪。

王文清说，高沟大曲酒入口绵、落口甜、醇香浓郁，回味悠长，余味爽口，风格独特。当时的高沟大曲畅销于两淮、盐城、泰州、扬州、南通、南京、上海新浦及山东、湖北等地。在上海、南通等地还有人开设“高沟酒家”，专以高沟大曲招揽宾客，可见高沟美酒知名度之高了。

世界上所有“酿酒文明”的起源，都与江河有关。而凡是晋商去过的地方，就会飘溢出汾酒的清香。

除四大名酒外，江苏的苏州酒、无锡酒、常州酒、南通酒、如东酒、镇江酒、扬州酒、南京酒、淮安酒、沭阳酒、徐州酒、窑湾酒等，均产自京杭大运河沿岸繁华的城池商埠，无不浸透着山西酒商高超的酿酒技艺。

民国时期,苏州的元大昌绍酒栈曾生产竹叶青；无锡市宜兴扶风酒厂曾出品“中宜”牌竹叶青。“本号开设……本坊自运洋河高粱、山西汾酒……各种花露名酒，承蒙惠顾，不胜欢迎之至，认明本号招牌……”民国时期，苏州裕泰号打出宣传山西汾酒的酒标广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的国营太仓酒厂还出品“旅游小汾酒”。

让人惊讶的是，在民国时期，南京还有两家机器酒厂专酿汾酒。据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的《首都志》卷十二《食货志下》记述:“南京酿酒作坊颇多，机器酒厂惟济丰(1921年成立)、华丰裕(1914年成立)二厂，分设光华西街、九龙桥两处，共有资本5000元，置柴油引擎、石磨、锅灶之属，专制汾酒、烧酒，每年可制汾酒5000担，烧酒700担，产值92000元。”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南京生产销售的酒类主要是汾酒。直至1949年初，南京还有酒厂(场)16家，有很多酒厂用山西酒法生产高粱酒。

晋商经营山西汾酒主要有三个途径：把山西杏花村生产的汾酒贩运到各地；把山西杏花村酒师请到全国各地，仿汾酒制法酿酒，使得国内许多名酒因此与汾酒产生亲缘关系；垄断全国的烧酒大曲经营。王文清认为：“第三招是最厉害的一招。”

曲是酒的骨头，无曲不成烧酒。烧酒生产与大曲生产是分开的。烧酒作坊买现成的酒曲酿酒，而大曲生产，需由专业的踩曲队操作，队长名为“曲大工”。王文清说，在山西汾酒技术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晋商垄断了中国白酒大曲的生产经营权。刚开始，晋商是带领自己培养的踩曲队去各地踩制大曲。到后来，踩曲由当地人自行完成，晋商只派出曲大工去各地验收生产好的成曲。

明清时期，山西人在江苏造曲的规模仅次于河南，多集中在徐州、淮安和镇江等地。这一时期，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的窑湾古镇，吸引众多晋商来此经营酒曲，全国有18个省的商人在此设立商会，窑湾从此成了苏北商业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