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填海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山海经》。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成书于“战国中年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了近年出土文献的支撑——湖北郭店楚简中“炎帝”“东海”等词汇的用法，与《山经》的表述高度契合。

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为神话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彼时，华夏民族正处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动荡之中，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东方海侵频发、黄河水患不断，先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精卫填海本质上是先民对水患这一生存威胁的艺术回应。袁珂考证，精卫填海其实是先民的灾难日记：女娃溺亡，是无数被洪水吞噬生命的缩影；她化鸟填海，是“古人想把洪水赶回去”的朴素愿望。

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性质，学界众说纷纭，却共同指向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具共识的是“变形神话说”。文日焕、王宪昭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概论》中定义“变形”为神话的核心母题，而精卫从“炎帝少女”到“文首、白喙、赤足”之鸟的转变，是典型的“人形→禽形”变形，与《山海经》中“夸父化邓林”“鲧化黄熊”等情节一脉相承。

《山海经》中的发鸠山在长治市长子县。

精卫的“变形”不是动画片里的花架子，而是一种性格重塑。南朝任昉在《述异记》里给她加了三个外号：誓鸟（发誓填海永不休）、冤禽（含冤溺亡不甘心）、志鸟（意志坚定不放弃），甚至说她“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连东海的水都绝不肯碰。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指出，这种“带着前世记忆的变形”，是“原始生命不死观念的集中体现”，在“从人到飞禽的彻底转变”中，把“复仇的执念”留了下来。

“图腾文化说”则揭示了神话的族群属性。万建中在《原始初民生命意识的折光》中考证，炎帝部落最初以火为原生态图腾，后因东迁过程中“祀火是鸟族之宗教特质”，逐渐衍生出鸟的次生态图腾。女娃化鸟正是这一图腾演变的文学表达。段玉明在《亡国之痛的记忆》中进一步提出，精卫即“金乌”的同音异注，而金乌是太阳的象征，结合《白虎通义·五行》“炎帝者，太阳也”的记载，推断精卫是太阳鸟图腾，这一观点在长子县灵湫庙出土的宋代三足乌瓦当（现藏长治市博物馆）中也得到了实物佐证。

近年兴起的“巫术祭祀说”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美茂通过考证古文字、梳理部落活动范围指出，女娃是炎帝族少女的泛称，东海实为部落活动范围内的东方水域，而“女娃游于东海”并非普通出游，而是女性在水边举行的生殖崇拜巫术仪式，“溺而不返”象征少女告别童年、成为可孕育生命的成人，所以精卫填海是炎帝族少女巫术性成人仪式的变形。

江苏大学张艺璇说的更具体，认为精卫是“尸神”，“女娃游海”“精卫填海”均为农业祭礼中以死通神的禳灾仪式，本质是仰韶文化中期海侵灾害后，先民以巫术控制洪水、保障农业的祈愿。学者刘占召还提出了更有趣的说法：精卫的原型是祈雨女巫。上古时期炎帝部落遇雨灾，女巫会以自焚或投水的方式祈雨，女娃溺海其实是一场止雨仪式，填海则是平息水患的象征。

不管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真相：这只小鸟，从诞生起就带着对抗困境的基因。精卫神话是先民对抗自然的呐喊、社会转型的镜像，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洪水等灾害频发，人们既敬畏自然又渴望抗争，女娃化鸟填海的故事，正是这种复杂情感的集中表达，也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最初写照。

发鸠山上的南崖宫。

精卫从神话符号升华为文学意象，始于东晋陶渊明。他读《山海经》后挥笔写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第一次为这则神话注入了悲剧精神的内核，也标志着精卫从神话故事向文学原型的关键转变。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指出，此诗创作于陶渊明归隐彭泽之后，“借精卫、刑天的‘猛志’，抒发自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此后，精卫就从神话主角变成了文人知己，成为历代文人笔下的经典典故。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淹以“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书写玄理之妙；范云将精卫与牛郎织女神话结合，以“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借执着填海喻相思之深；庾信则在亡国后写下“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将思乡之痛寄托于填海之志。

隋唐时期，精卫填海完成了从文学素材到成熟典故的转变，其阐释角度之多元、应用范围之广泛，达到了中古文学的顶峰。据《全唐诗》《全唐文》统计，涉及精卫的诗文达30余首（篇），涵盖诗歌、赋、散文、碑志等多种体裁，形成了感伤、悲剧、讽刺三大主题。精卫彻底成了文学典故的顶流。

李白仕途不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写了“西飞精卫鸟，东海何由填”，把自己比作填海的精卫，明明有报国心，却像填不满的东海一样，得不到重用。他还在《寓言三首》里写“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表面上骂精卫傻，其实是自嘲怀才不遇；李商隐卷入牛李党争，一辈子被贬来贬去，他写“石小虚填海，芦铦未破增”，说自己像衔小石头的精卫，连一点用都没有，满含委屈与无奈；王建的“浮生不住叶随风，填海移山总是空”，则借精卫、愚公的“徒劳”，表达对世事无常的顿悟。蒋寅在《作为文学原型的精卫神话》中指出，唐代文人对精卫的感伤阐释，本质上是生命意识觉醒的体现。他们在精卫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产生强烈共鸣。

最特别的是韩愈，他居然拿精卫当“高考模拟题”。当时他在河南当县令，恰逢科举考试，就模仿考生的口气写了《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其中有“鸟有偿冤者，终年抱寸诚”一句，把精卫写成复仇者代表，还说它“何惭刺客传，不著报仇名”，意思是精卫的复仇精神，不比司马迁《刺客列传》里的荆轲差。而“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更是突破了传统悲剧的悲观基调，赋予精卫虽败犹荣的崇高感，对后世影响深远。这首诗后来成了唐代精卫诗的范本，是悲剧主题的集大成之作，连考生都学着写，精卫也间接走进了考场。

宋元时期，精卫填海的文学流变呈现出雅俗分流的特征。一方面，精卫被纳入儒学化的阐释框架，成为儒家精神的象征；另一方面，精卫形象走向生活化、世俗化，成为民间叙事的重要素材。这标志着精卫形象从文人专属走向全民共享。

北宋理学的兴起，精卫精神逐渐与儒家伦理相结合，赋予其忠、孝、节等道德内涵。王安石就在《精卫》中说，“帝子衔冤久未平，区区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无云补，待见桑田几变更”，既肯定精卫的志节，又暗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学思想；张耒的“愚公移山宁不智，精卫填海未必痴。深谷为陵岸为谷，海水亦有扬尘时”，则以理学观念肯定精卫填海的合理性；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更将精卫与屈原并提，认为二者皆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君之心，使精卫成为儒家忠臣的象征。

南宋末年，遗民文学的兴起使精卫形象与民族气节深度绑定。这一转变的核心推手，正是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文天祥。被俘后囚禁大都期间，文天祥在《自述》一诗中写下振聋发聩的名句：“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将精卫与自己的生命信仰牢牢绑定，精卫成为其宁死不降的精神图腾，成为了亡国之际文人坚守气节的精神象征。后来他就义前，还让人把这首诗藏在衣带里，可见精卫在他心里的分量。正如南开大学的宁稼雨所说，文天祥以精卫为魂，使这一神话彻底脱离了文人抒情的范畴，成为民族危亡之际守节不屈的精神旗帜。

与文人士大夫将精卫视为精神图腾不同，宋元时期的普通百姓则在精卫身上汲取实干力量，将其作为赞美坚韧劳作、攻坚克难的生动喻体。福建泉州石笋桥的修建传说，便是这一民间认知的典型代表。

据《泉州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福建泉州笋江江宽浪急，深不可测，两岸百姓往来全靠渡船。当时的泉州知府目睹此状，决心修建一座石桥，以解百姓之困。然而，笋江水流湍急，地质复杂，江底多淤泥，打桩难立，潮汐往来，修建难度堪比“填海”。工匠们起初屡遭挫折，多根桥桩刚立好便被巨浪冲垮，不少人产生了退缩之心。

关键时刻，百姓中流传起“效精卫填海”的说法。据当地老人口口相传，有位参与修桥的老石匠，见众人士气低落，便给大家讲了精卫填海的故事。他提议“日凿一石，夜运一材”，像精卫一样日积月累，必能成事。这一说法迅速凝聚了人心，百姓们纷纷响应，工匠们昼夜不辍，风雨无阻，有人甚至为了固定桥桩，跳入湍急的江水中，用身体护住木桩直至其稳固。

这种“精卫式”的坚持，最终换来了石桥的落成。历时六年，这座长八十余丈、宽一丈五尺的石笋桥终于建成。知府亲自为桥作记，并写下诗句“辛勤填海效精卫，突兀横空飞海蜃”，将百姓修桥的辛劳与精卫填海的坚韧直接关联。诗句迅速在泉州流传开来，成为百姓夸赞修桥壮举的口头禅。

石笋桥建成后，精卫修桥的传说进一步丰富。当地百姓说，桥的最中间一根桥桩，是精卫暗中相助才得以稳固。因为修建最后一根桥桩时，无论工匠如何努力，桩身始终摇晃，直至一位老工匠将一块刻有“精卫衔石”图案的石料嵌入桩底，桥桩才稳稳立住。至今，石笋桥仍横跨笋江，成为泉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精卫精神，也与这座石桥融为一体，成为百姓实干精神的生动注脚。

在精卫填海的文化流变中，山西长子县的精卫信仰无疑是神话世俗化的典型。长子县的精卫信仰始于宋元，成型于明清，历经近800年发展，形成了以灵湫庙为核心，兼具祈雨、祈福、教化功能的完整信仰体系，这种信仰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需求、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长子县的自然环境是信仰形成的现实基础。据《长子县志》记载，该县“地处太行山西麓，气候干旱，年降水量仅550毫米，且分布不均，春旱频发”。比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旱，斗米银四钱，民大饥”；嘉庆十年（1805年）“大荒旱，无秋，斗米价几八百”。恶劣的气候使民众对降雨有着迫切需求，而发鸠山下的灵湫泉因“泉水清澈，冬夏不涸”，成为民众祈雨的重要场所，这为精卫信仰的诞生提供了天然的载体。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祈雨事件（寻迹篇已述），是精卫信仰从民间自发走向官方认可的关键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庙中主神仍被称为泉神，尚未与精卫关联。直到明清时期，精卫信仰体系正式成型。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重修灵湫庙记》载：“（灵湫庙）有神主之，曰三圣公主。相传为炎帝三女。说者又谓即女娃，化精卫衔西山木石以堙东海者。”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年重修灵湫庙记》进一步明确：“闻之三圣，神农炎帝之女也。余尝搜览史册，有溺东海化精卫之遗事，当时疑为异闻。今观其山名，访诸父老，始知册史之言不诬。庙中主神乃炎帝之女‘精卫’。”

当然，将泉神的身份确定为精卫并非偶然。发鸠山与《山海经》中精卫诞生地的地理重合，使民众自然将泉神与精卫关联，而衔石填海的治水意象，则与泉神司雨的功能高度契合，形成了神话功能与信仰需求的完美匹配。

灵湫庙的信仰活动极具特色，体现了官方祭祀与民间习俗的融合。官方层面，每年春秋两季，县令会率吏民前往灵湫庙举行祭礼，祭品为太牢（牛、羊、豕），祭文多强调“神司雨泽，福庇斯民”。民间层面，信仰活动更加丰富。当地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传为精卫诞辰）举办精卫庙会，民众会带香烛、纸钱、馒头前往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遇旱灾时，会举行“取水仪式”，由村中长老带领村民，捧着净瓶到灵湫泉取水，一路敲锣打鼓返回村中，将泉水洒在田间，象征精卫赐雨；还有许愿还愿习俗，若祈雨应验，民众会向庙中捐赠香火钱或匾额，灵湫庙现存的“英灵显赫”“恩蒙再造”匾额，均为清代民众所赠。

一座灵湫庙，千载精卫魂。元代皇庆年间，县令赵良离任前动员士绅重修灵湫庙；明洪武二十年，县丞赴庙祈雨，事后立碑记功；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时，近500名村民捐资，庙内增建“舞楼”用于祭祀献舞娱神；清顺治、康熙、道光年间，官府也多次维修，直到民国时，仍有“有求必应”的牌匾悬挂殿内。长治学院的朱文广对此分析说，官方通过祭祀强化统治合法性，民间通过祈雨获得生存保障，二者的合力让精卫信仰在晋东南延续数百年。

有趣的是，精卫信仰始终未能走出晋东南。朱文广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全国雨神众多，龙王、关帝、成汤等各有信徒，精卫缺乏竞争力；其二，士人更关注其填海精神象征，忽视雨神功能，比如陶渊明、韩愈等从未提及精卫布雨；其三，沿海地区虽有将精卫奉为海神的案例（如海南海口精卫娘娘庙），却因妈祖信仰强势而难以发展。这种区域限制，让精卫信仰更添地方温情，让精卫成了发鸠山独有的记忆。

长子县城的精卫填海雕塑。

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曾感叹：精卫的故事，是中国神话中最具“人味”的篇章之一。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也说：精卫与刑天，是中国神话中“毅力”的代名词，是先民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正是精卫神话能够跨越千年的关键——没有神的高高在上，只有“人”的执着与坚韧。

当代学界对精卫填海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除传统的文学、神话学研究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介入，使神话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寅运用诺斯罗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指出精卫填海是文学中的“抗争原型”，其核心是以弱胜强的意志，这一原型在陶渊明、文天祥、秋瑾等不同时代文人的作品中不断重现，形成“原型的历史演变”；段建宏则在《浊漳河流域民间信仰的生成路径及其泛众化研究》中，将精卫信仰与浊漳河流域的灵湫信仰、炎帝信仰结合，分析其多元融合的生成路径；田兆元在《神话文本研究方法探索》中，结合考古学资料，认为精卫填海反映了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冲突，是上古历史的神话记忆；范正生在《“精卫填海”神话考释》中，考证“女娃游东海”实为炎帝女远嫁东夷少昊部落，“溺而不返”是“难以跨海归乡”的悲剧写照。

长子县正在建设的神话小镇项目。

在精卫的故乡长子，精卫神话早已深深融入当代日常。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含“精卫”二字的公司达2858家，仅长子县便有995家。在长子县城东部，有一座通高10米左右的精卫雕塑，雕塑以“振翅衔石”为核心造型，精准还原了《山海经》中的记载。雕塑中的精卫鸟呈腾空俯冲之势，双翼张开如展帆，羽尖雕刻呈流线型，躯体略微前倾，脖颈绷紧，基座周边铺设浅灰色石材，嵌入小型卵石，象征精卫填海的“微木小石”，并种植柘树，强化与神话的关联性。

在长子，精卫填海已经成为文化IP，通过文旅融合、非遗传承等方式，实现了古老神话与现代生活的对接。近年来，长子县投资打造了精卫湖国家湿地公园，公园内建有6米高的精卫衔石雕塑、神话大道等；长子县还重点推进精卫非遗项目。当地艺人将精卫故事改编为长子鼓书，创作了《精卫填海》等曲目，剪纸艺人则创作精卫系列剪纸，作品细节丰富……

在海外，精卫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山海经》译本中，将“精卫”译为“Jingwei”，保留拼音，同时详细注释神话背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将精卫填海与西西弗推石对比，指出其“强调意志”的文化特质……

正如秋瑾在《精卫石》中所写：“衔泥有愿誓填海，移山无计愧愚公。”精卫，不仅是一则古老神话，更是一种贯穿千年的精神力量。这只小鸟之所以能跨越时空，核心在于其承载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战国先民对抗水患的勇气，是魏晋文人坚守理想的执着，是宋元遗民不忘故国的气节，也是当代人面对挫折的底气。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精卫留给华夏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摄影：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