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年龄挡在工作岗位门外的人

韩师傅今年62岁。按法定退休年龄，他早就“超龄”了。来太原之前，他托了好几个老乡打听门路。“我们这个岁数，没人介绍连门都摸不着。”4年过去了，他心里始终没底，“说不准哪天就不用你了，年轻人来了就得让位。”
　　

韩师傅的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和他同龄的刘满囤是太原清徐县人，以前在建筑工地干钢筋工，干了十几年。去年夏天，工地通知他“超龄了，不能再干了”。之后他去找工作。“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多大岁数，一听六十多了，摆摆手就让我走。”刘满囤试过工厂、仓库、超市，没有一家要他。现在他只能打零工，扛水泥、搬沙子、拆墙清运垃圾，一天能挣150元就算不错了。有时候连着好几天没活儿，坐在路边从早等到晚，一分钱进账都没有。
　　

在太原，像刘满囤这样被工地清退后流入零工市场的超龄工人不是少数。建筑行业的“60岁红线”始于2021年前后，各地陆续出台规定，限制或清退超龄农民工进入施工现场。政策本意是出于安全考量，随着年龄增长，劳动者身体机能、反应速度普遍下降，建筑业本身属于高风险行业。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企业将岗位限制等同于年龄限制，搞起了“一刀切”。
　　

在太原，不太“卡年龄”的长期工作机会不多，物业公司算是少数例外。一家物业公司经理说，保安和保洁岗位会招收60多岁的人员，“有的在小区里干了很多年，业主也比较信任他们”。但这样的岗位毕竟有限，更多超龄工人只能流入零工市场，日结日清，干一天算一天。
　　

“我们不会开车，送外卖也跑不快，工地又不要，只能摆个摊，打个短工。”一名在太原打零工的超龄工人说，“我们没有退休金，没有存款，就剩这一身力气。你不卖力气，还能干什么？”
　　

干了活，不一定拿得到钱

韩师傅入职时签了一份“劳务协议”，两页纸，上面写了岗位、工资和考勤要求。“当时也没多想，人家让签就签了。”他说。
　　

在超龄劳动者中，这已算“正规”，更多的人连一纸协议都没有。太原一家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派单的上门保洁员中超过退休年龄的占了一多半，大部分人没有任何书面约定，就是口头派单，按小时结钱。
　　

干了活不一定拿到钱，这是超龄劳动者最怕的事。55岁的老王在太原一家家政公司做上门保洁，公司派单，按小时计酬。公司对外报价每小时50元，到她手里差不多40元。今年4月，公司派她给一名客户做了4次深度保洁，一共16个小时，工钱640元。客户说钱已经付给公司了，但公司一直拖着没给她。
　　

老王给经理打电话，对方说财务在走流程。走了一个月还在走，她去公司找了3次，每次都被告知“再等等”。最后一次去，公司大门锁了，说搬地方了，新地址也不告诉她。
　　

老王去了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问她要合同，她拿不出来。“我们做家政的，都是公司微信上派单，哪有合同？”她后来也想过算了，但600多元钱是她跑了4趟客户家的辛苦钱。“一天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这个钱不能说不要就不要。”老王不是第一次被欠薪了，之前也有过几次，金额都不大，最后都不了了之。
　　

55岁的老郑也在太原一家机构当保洁员，已经3个月没领到工钱了。“本来每个月应该给我转2500元的，现在一分没拿到。”她不想走，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她想再干几个月看看，再拿不到钱就去找律师。但紧接着，她又不安地问：“我们也没签合同，有监控行不行？”不过律师说，监控只能证明你在那里工作过，但不能证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这些关键内容。没有书面合同，举证难度非常大。
　　

超龄劳动者维权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合同、没有证据”。劳动监察介入缺乏依据，仲裁和诉讼更是无从谈起。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只能帮忙打电话调解，但对方不配合的话，也没有强制手段。
　　

出了事，没人管

比欠薪更让人揪心的，是受了伤没人管。
　　

66岁的任师傅是太原杏花岭区一个老旧小区的保洁员，负责3栋楼的楼道清扫和垃圾清运。去年冬天，他搬运垃圾桶时滑倒，摔伤了右腿膝盖。物业公司派人送他去了医院，付了急诊费，之后再没管过。“医生说膝盖韧带损伤，要休养，后续治疗还要花钱。”任师傅找公司，公司说他是“临时工”，没有工伤保险，让他自己想办法。
　　

任师傅说那天他蹲在地上搬垃圾桶，地面结了薄薄一层冰，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栽下去了，膝盖当时就肿了起来，疼得站不起来。同事把他扶到门卫室坐着，给主管打了电话。主管来了，看了一眼，开车送他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挂了急诊，付了挂号费和检查费就走了，后面再没出现过。任师傅最后自己掏了三千多块医药费。腿没完全养好，走路还有点跛，他不敢再找公司，怕连这份工作也丢掉。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多数地区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持否定态度。一旦出事，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能否认定工伤、谁来赔，往往成为争议焦点。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万件涉及超龄劳动者工伤认定、社会保险缴纳等劳动争议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56岁的老刘在太原一家家政公司做上门保洁，每天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太原各个小区之间。去年有个同事骑车去客户家路上摔了，手骨折了。公司说不是他们的责任，“说她不是正式员工，是自己路上不小心”。休了两个月，一分钱赔偿没有，医疗费自己掏。
　　

记者问老刘，你们公司给买意外险吗？她说不知道，“没听人提过”。她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很小心，但“路上车那么多，你不撞别人，别人撞你，谁说得准”。一位劳动法律师说，超龄劳动者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一旦出事，用人单位往往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即便诉至法院，诉讼周期漫长，超龄劳动者等不起。
　　

“最怕出事。”这是每个超龄劳动者的心里话。
　　

面对权益，他们是“沉默”的群体

采访中记者发现，超龄劳动者最关心的是工资能不能按时发。至于其他权益，有人不清楚，有人不敢问。
　　

53岁的老吕在太原一家园区做保洁。身边三十多名同事，基本都是超龄劳动者。她每天上午7点上班，下午3点半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她签的合同里有一条：“已达退休年龄，甲方无需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也无需承担《劳动合同法》里用人单位的义务。”老吕说，她每月拿2740元报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根本没细看，“那么多字，谁看得懂”。前两个月她听说园区里别的保洁员在议论社保的事，才把合同翻出来看了看，看到那条免责条款，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她没有去找公司理论，“怕人家嫌我事多，不让我干了”。
　　

在太原做保洁的老刘干了快3年，从没签过合同。她说：“公司说我们都是临时派单，签什么合同？可公司说扣钱就扣钱，客户投诉了不分青红皂白先扣我一半工钱。”
　　

有些超龄劳动者甚至觉得，“年纪大了，少点保障很正常”。他们不觉得自己被亏欠了什么，甚至主动放弃了本该主张的权利。“不签合同就不签吧，有活干就行。”一名保洁说，“我们这个岁数，还挑什么？”
　　

超龄劳动者主要集中在低技术门槛、劳动密集型及基础服务类行业，物业保洁、安保值守是最主要的领域。这些岗位用工需求相对灵活，与超龄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匹配度较高。但灵活的另一面，是保障的缺失。说到权益，他们是“沉默”的群体。
　　

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出台

2026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突破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捆绑的设计，将工资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等核心权益延伸至超龄劳动者群体。
　　

根据《暂行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对于韩师傅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被法律遗忘的角落。从7月1日起，用人单位不能再以“超龄”为由拒绝签订用工协议，不能再以“劳务关系”为借口逃避工伤保险责任。工伤保险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而是强制义务。
　　

下班时间到了，韩师傅摘下帽子，揉了揉肩膀，拿着保温杯走出门卫室。他听说了新规，但不清楚具体内容。“听说以后要给我们上保险？”他问了一句，又笑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落到我们头上。”
　　

太原街头车流不息，无数个“韩师傅”正结束一天的劳作。他们知道自己“超龄”，也知道自己打工没有合同、没有工伤保险，但他们不愿“退休”。好在，对韩师傅和无数个和他一样的银发劳动者来说，这部新规已经让改变开始。

（文中超龄劳动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