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家里的旧相册，第一页便是大姑。她坐在一把藤编椅上，穿一件月白色斜襟短衫，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头绳。照相馆的布景是几竿墨竹，大姑端坐着，手搭在膝上，嘴角噙着一点点笑。

那年大姑十八岁。

相册再往后翻，便寻不见大姑的影子了。倒是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占了大半，黑白的，一寸两寸，有穿西装的，有穿工装的。母亲的照片也有几张，烫着卷发，笑得爽朗。再往后便是我们这一辈，满月照，周岁照，上学照，一张张按时间排好，像一条看得见的河。大姑只在源头处闪了一下，便被水流远远撇下了。

问起大姑，父母总是含糊其辞。只说大姑远嫁了，在很南边的什么地方。每逢节日，大姑会寄一张汇款单来，地址栏总是空着，只有邮戳上模糊的地名，母亲把汇款单收进抽屉，叹一声：“你大姑又没回来。”

直到去年整理老屋，在木箱底翻出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父亲的名字，笔迹娟秀。大姑在信里写，她要去更远的地方了，不回来了。她要跟一个唱戏的走，那人会拉胡琴，会唱《宝玉哭灵》，一双眼睛像黑宝石。她说她不想一辈子守在镇子上，看天看云看炊烟，看二十岁和八十岁没有任何分别。

信的最后一行字尤其小：“等安顿好了，我会寄相片回来。”

父亲在信纸背面批了几个字，铅笔写的，已经模糊不清，只辨认出“由她去罢”四个字。

木箱里还有一样东西，用蓝印花布包着，打开是一把旧胡琴。琴筒裂了一道缝，琴杆被磨得油亮，两根琴弦断了一根。父亲说这是大姑留下的，她走时什么都带了，只把胡琴留在床底下。爷爷奶奶起初不肯动它，就让它那么躺着，积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后来搬家，父亲才把它收进箱里。

今年，一个陌生号码打到父亲手机上。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是一个苍老的女声：“哥，是我。”父亲的手抖了一下，手机差点滑落。那头又说：“我看了新闻，咱们那儿发大水，我怕老屋……”声音便哽住了。

父亲说老屋早就拆了，修了水库。那边又是长久的沉默，只听见呼吸声。最后大姑说：“那把胡琴，还在吗？”

父亲把手机递给我，让我跟大姑说两句。我接过电话，竟一时语塞。面对这个血脉相连的陌生人，该说什么呢？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问她有没有回过镇子？问她记不记得相册里那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最后只问了一句：“大姑，你那边热不热？”

她笑了，笑声透过电流传来，有些失真，却依稀能辨出年轻时的那一点点倔强：“热，热得很。这里一年四季都热，不像咱们那儿，四季分明。”

挂了电话，我又翻开相册。第一页的大姑依然安静地坐着，两条辫子乌黑发亮。照片不会变老，几十年过去了，她还是十八岁的样子，手搭在膝上，嘴角含着那一点点笑。可电话那头的声音分明已经苍老，被岁月浸泡得变了味道。

我把胡琴从木箱里取出来，擦去琴筒上的灰。忽然想起大姑信里那句话：“等安顿好了，我会寄相片回来。”可是她始终没有寄。也许在某座小城的某个抽屉里，也有一本相册，里面夹着我们的照片，一样泛黄，一样沉默。两边相册里的人，就这样隔着几千里的光阴，彼此陌生着。

胡琴的断弦在风里轻轻晃动。我忽然觉得，大姑就是那根断掉的弦，离开了琴身，独自颤响在很远的地方。而相册里那个梳辫子的姑娘，不过是她留在琴上的最后一声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