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花卉纹为典型纹饰的彩陶器，成为仰韶中期的一种代表性器物。

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挥下中国人独立主持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西阴遗址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可绕过的坐标。百年后的今天，这场展览正是对那段历史的回应。

本次展览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运城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阳泉市考古研究中心等文博单位、高等院校协办。展览以“花开西阴”为主题，以彩陶为叙事主线，设置“肇始——抟土与初绘”“繁盛——华彩与融合”“变革——兴替与礼成”三个单元，系统梳理了从仰韶初期枣园文化到陶寺文化的汾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脉络。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介绍，该展览是近年来山西考古新发现的集中检阅，“西阴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首度亮相，2025年新出土的大量彩绘颜料盘、研磨器和磨盘，为研究古代彩绘工艺提供了新资料；夏县师村遗址、夏县辕村遗址、河津古垛遗址、永济晓朝遗址、长治潞城侯家庄遗址、太原镇城遗址等‘十四五’期间最新考古发现的彩陶珍品同台呈现，多件器物都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与此同时，该展览首次以年代序列为轴，全景式梳理了距今7000年至4000年间我省汾河流域彩陶的完整谱系和演变脉络：仰韶早期以宽带纹、圆点纹、几何三角纹为主，质朴简约；仰韶中期花卉纹成为主流，彩陶进入繁盛阶段并向四周辐射；仰韶晚期风格趋于多元与区域分化；至龙山时期，彩绘陶器功能转向礼器、祭器，出现于高等级墓葬。

此外，展览中还特别借展自内蒙古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王墓山坡下遗址和河北磁县界段营遗址的重要彩陶器，实证仰韶时期汾河流域与内蒙古中南部、豫北冀南地区的密切交往，以实物语言讲述着文化传播与交融的故事。

沙盘模拟仰韶时期聚落生活。

彩陶不仅仅是远古先民手中的器具，更是解读史前社会的一把钥匙。

有学者提出“彩陶时代”的概念——从距今万年左右到约4000年前，彩陶不仅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标志，更广泛存在于中西亚地区。在那个漫长的时代里，彩陶既是制陶工艺水平的标尺，也是先民表达情感、记录所见所闻、寄托精神信仰的载体。

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距今约5500年前后，汾河流域乃至整个陕晋豫地区，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迹象。从聚落形态来看，大型中心聚落与小型村落并存，聚落规模出现了大中小不同层级；从建筑遗存来看，有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也有几平方米到二三十平方米的中小型房址，且这种规模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聚落之间，同一聚落内部同样有房屋大小的显著分化——大型建筑很可能承担着议事、集会和举行公众活动的功能。而从彩陶本身观察，纹饰的精细程度、制作的难度与规格同样参差不齐。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制作精良、纹饰讲究的彩陶，或许并非普通生活场所的日常用器，而更可能与信仰、祭祀等重大场合密切相关。

“农业带来稳定，稳定带来人口的聚集与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必然催生社会组织体系的构建。当社会秩序逐步形成，等级的分化、功能的区分便随之而来。”郑媛表示，彩陶虽然是一件器物，但是在社会发展和沿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件看似寻常的泥与火的艺术，从寻常百姓家的饭桌走向了公共仪典的神圣空间，从一件普通的日用器具负载起越来越复杂的文化信息。“以小见大，从一件器物出发观察宏观的社会变迁——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终极追求所在。本次展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想知道5000多年前的聚落是如何存在，先民们又是如何生活呢？在展厅中心区域，一组微缩沙盘复原了仰韶中期的聚落形态——外壕与内壕环绕，起到聚落防御的作用，先民们还划分了生活区、作坊区、饲养区，他们在此居住、制陶、养蚕缫丝、渔猎、农耕。小面积的建筑基址用于住宿，而大一点的建筑基址或许是先民们聚会、议事、祭祀的场所……点点滴滴之中，形象呈现了仰韶时期的先民生活形态。“这个沙盘不是对西阴遗址本身的复原，而是基于我们对仰韶时期社会状态的普遍性研究和理解。”郑媛强调，“正是因为有了考古工作的推进，通过器物对时代的研究，呈现了史前社会生活的完整样貌，从而让公众对于仰韶时代有一个整体认知。”

绘制有纹饰的彩陶尖底瓶，在史前非常罕见。

本次展览将最新考古成果与汾河流域史前彩陶特色深度结合，不仅呈现了彩陶纹饰从质朴简约到繁复绚烂、再到功能转化的完整演进轨迹，更着力揭示了彩陶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意义。对此，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特别邀请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武卓卓，为广大读者介绍了6件代表性文物。

这件陶钵是山西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彩陶器，距今约7000年。口沿施彩——一道简单的红色宽带纹，朴素到近乎原始，却标志着先民开始赋予实用器物以符号化表达。它是汾河流域彩陶的起点，是从“抟土”到“初绘”的第一笔。

仰韶早期东庄类型的典型器物。纹饰从口沿延伸至器腹，对顶三角纹与几何纹饰简洁有力，展现了几何抽象能力的成熟。师村遗址的发现承上启下，从考古学上证实了枣园文化向东庄类型、西阴文化完整发展的脉络。

夏县崔家河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盆。

仰韶中期，彩陶进入繁盛阶段。这件彩陶盆上，两条鱼首尾相接、追逐游弋，方格纹代表鱼鳞，写实灵动。在仰韶中期以抽象纹饰为主流的背景下，如此写实的鱼纹极为罕见。渔猎农耕是仰韶时期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鱼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象；也有学者认为，鱼纹的流行可能与不同文化区域的信仰体系有关。

这件彩陶盆上的图案以对顶三角纹和圆点纹组合构图。关于纹饰的解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看法关注黑彩部分，称之为“实彩”；另一种看法关注器物本体陶色部分，称之为“地纹”。从弧边三角纹、弧线、圆点等组合的观察，它极可能是先民对花卉的抽象提取——有的组合如花蕾，有的如花瓣，合而观之，正是一幅繁花盛开的图景。

尖底瓶是仰韶中期的常见器物，部分学者认为其与酿酒相关。但带有彩陶纹饰的尖底瓶很是少见。这件器物纹饰构成精妙——有角度似鸟纹，有角度似花瓣纹，几何纹饰组合丰富。如此高规格的装饰，暗示其可能已超越实用功能，具有礼器性质的雏形。它的出现，为理解彩陶从实用器向礼仪用器的功能转变提供了珍贵线索。

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高圈足彩陶盆。

这件器物出土于近年来西阴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中，以黑、红、白三彩绘就弧边三角与圆点组合，构图精妙，色彩搭配成熟。值得留意的是，这种三色搭配与器型风格，与河南郑州大河村文化存在相似之处，折射出仰韶中期汾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器物被发现时只有少许的陶片，考古工作人员采用3D修复技术还原了器物的形态，成为科技赋能文物保护的新尝试。

展览期间还将配套举办学术讲座，并辅以“百年西阴·彩陶华章——小小考古学家养成记（第二季）”等社教研学活动。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底，公众可前往山西考古博物馆，在千年古建间与7000年前的彩陶相遇，聆听泥土与火焰共同书写的文明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