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枭雄半世谜。他曾以水果店伙计的寒微底色登上青帮之巅的宝座；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他在军阀、党派、政界要人之间游刃有余；他既善解人意，又附庸风雅，众多名流均是他的座上宾；他既曾帮助蒋介石镇压过革命党，又在抗日期间，积极组织劳军活动，为八路军采办抗战军需用品……他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杜月笙。

徐铸成先生以报人视角，根据自己的亲历与见闻，揭开这双重幕布——旧上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新时代历史书写的思想困局，客观叙述一群人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恢弘史诗。本版以多版本汇校增补修订，新增32幅珍贵历史照片，以飨读者。

去年我在香港，看到一本台湾出版的《杜月笙先生传》，说他家世清白，生有异禀，从小聪慧好学。虽是惺惺惜惺惺，但实在太不顾历史真实了。老上海都知道，杜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家在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其父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1888年即清光绪十四年，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

杜四岁丧母，六岁时，其父杜文庆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孤儿，依靠外祖母抚养。舅父是个木匠，生活也很艰难。所以，杜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后来能签写“杜月笙”三个字，真也算是聪慧的了。

“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就是杜月笙的童年生活。他伸手讨过饭，舅父朱扬声曾给他钱去贩卖大饼油条，但“寡人好赌”，不仅常常把本利输光，而且有时摸舅父的钱。结果被赶出了大门，“到处流浪”。他从高桥流浪到了上海滩，那时，他已有十三四岁了。

他先投靠在十六铺一家水果行当账房的伯父杜阿庆处，由阿庆介绍进另一家水果行当学徒；做不上半年，不得老板的欢心，被轰出了门。回到高桥，在一家肉铺里当下手，又因为赌博，被停了生意。这样，再度到了上海。当时，上海租界开埠已逾半个世纪，“十里洋场”的热闹地段还只在西藏路以东这一片。最繁荣的地区是十六铺，那里是法租界和南市交接的地带，真正是“华洋杂处”、藏垢纳污之区，水陆码头集中，从外洋和内地运出运进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大商号林立，水果、海鲜、山货等批发商号鳞次栉比；小街巷里，则满是小赌场、小烟馆、公开和秘密的妓院，以及吸烟、赏“花”的所谓花烟间。因此，这一带也是流氓、地痞以及一切社会沉渣麇集的地方。

杜月笙在这群人里，先是向他被赶出的宝大水果行讨些烂水果，再到码头停泊的水果船上捞些新鲜的，在小街巷及烟馆等处叫卖，生活当然很凄苦，偶然剩几文钱，还要和三朋四友一起赌博，衣衫褴褛不必说，夏天常常赤膊短裤。在这一时期，他得了两个诨名：“水果月生”和“蜡光月生”。

这样混了一两年以后，“资历”有了，自然也学得了一些“门槛”，结识了不少人，还参加了码头上的什么“八股党”“十股党”之类的集团，和他们一起欺骗敲诈初到上海的农民，偷盗码头上落的行李。有些船员夹带的私货，他们兜揽代为接送，农民运来的蔬菜、西瓜等等，他们强迫要介绍卖到某一行店去，骗取佣金。

当时，十六铺码头有个“大亨”陈世昌，小名福生，早年曾在赌台上套红绿签子（用竹签套红绿线诱骗路人上当的一种赌博玩意儿），因此，以“套签子福生”闻名。他看到杜年纪轻，又很机灵，就收他为徒弟。从此，杜才算正式“在帮”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很讲究“辈分”的。我们的“圣人”，孔、孟、曾、颜四大家，他们的后裔，每一代有一个字排名，而且似乎四家都通用。到了近代，已排到“昭、宪、庆、万、祥”几个字。比如，我在《大公报》的老朋友孔昭恺同志，他的“昭”字辈，就比孔祥熙的“祥”字大了四辈，尽管年龄较轻，却是这位财神爷的老祖爷爷。而在名人中，姓曾的有曾昭抡同志，姓孟的，北洋军阀中有孟昭月；在祥字辈中，我有一个亲戚叫孟祥玉，是位女同志。可见，不仅是四家通用，而且是男女一律的。

清初的秘密组织，袭用这个办法，定出一套行辈制度，以便层层控制，秘密活动。当然，两者泾渭分明，不能相提并论。“圣人”的后裔是公开题名，是光荣的标志，帮会则是秘密的“论资排辈”。

在青帮（即安清帮）中，听说从清初以来，有二十四辈，最后的几辈是：元、明、兴、礼、大、通、悟、学，以下还定什么辈就不清楚了。总之，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字辈算是很高的辈分。而陈世昌则是“正宗”的“通”字辈，杜月笙是他的徒弟，自然是“悟”字辈了。辈分不高，但从此以后，他有了靠山，施展“本领”更加有恃无恐了。

杜进一步变为“大亨”，是在他巴结上黄金荣以后。为了说明这一段过程，得先把黄这个人作一简单的介绍。黄是苏州人（一说是南通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比杜月笙整整大二十岁。他父亲曾当过苏州衙门里的“捕快”（捕捉盗匪的）头子，后来流落到上海，一家大小，住在南市的贫民区。黄金荣年轻时，曾在文庙路上一家寺庙里当过小和尚，也曾在城隍庙的裱画铺做过学徒。开天花长了一面麻子，人称“麻皮金荣”，这个绰号，直到他被徒子徒孙们尊为“黄老太爷”的时候，一般市民，背地里还这样叫他。

以后，他父亲开了一家小菜馆，他作伙计，从此结识了一批南市的流氓和法租界的巡捕包探。由他们帮忙，他于二十四岁时“考”进法租界捕房，当见习包探，由于年轻力壮，心狠手辣，深得捕房头目法国人石维也的赏识。他利用这个力量在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聚宝”茶楼，收徒弟，集喽啰，欺压良民，为租界作耳目。从此更受重视，步步高升，由探目、督察员而督察长，俨然是租界当局中的华探头目了。1925年他年老“退休”，由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维礼聘为“高等顾问”。以后，他一心经营他的社会“事业”，广收门徒，并经营从戏院到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场、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几乎全是他开设的，或者是别人开设由他强取豪夺据为己有的。

最“发财”的生意，当然是包揽鸦片及其他毒品的运销。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大批毒品运来，毒害中国人民；各地军阀，特别是西南、西北各省军阀，也强迫人民广种罂粟，制成所谓的川土、云土等，与舶来的大土一起流毒各地。

现在的青年同志，是很难想象旧中国鸦片流毒到什么程度的。在我的儿童时代，就看到家乡小城镇内，也到处是烟馆，那些官宦、缙绅人家，更公开摆设烟榻、烟具。客人来了，先请登榻“香”一筒。广州、汉口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前夕，还鸦片公卖，甚至以霓虹灯装点招牌，招徕顾客。山西、四川的土著军队，士兵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烟枪）；西南的一些苦力，也大都染上了烟瘾，抬轿子的要先呼几口才能上路。最使我触目惊心的，鄂西有些山区县份，中学生的宿舍里，也个个备有烟具。这种敲骨吸髓、乌烟瘴气的惨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被肃清，一扫而空。

当时，各地的新旧军阀，都视鸦片为聚敛的重要财源（蒋介石就主要靠“特税”筹集内战军费的），而不论是舶来的，或由各地土产的，都以上海租界为主要的集散中心。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抢夺上海地盘而发动的江浙战争（亦称齐卢战争），曾被称为新的“鸦片之战”，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鸦片的收入，是多么大的财源。

而黄金荣正是当时包揽一切鸦片销售、运送的一霸。他过着一呼百诺、挥金如土的生活，主要也靠从这上面“日进斗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