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全然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呼声，悍然发动内战，大同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大举进攻。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解放战争局势发生根本变化。根据中共中央“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冀晋、晋绥野战部队在大同进入全面反攻，相继解放雁北各县。至1948年5月，雁北13县全部解放，只剩大同一座孤城。

此时，国民党军在大同城内尚有1万余人。于镇河和孟祥祉根据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命令，积极整训部队，加强城防工事，妄图以大同为据点，继续负隅顽抗。同时，城内特警大队疯狂搜捕革命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大同城笼罩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中。

为了解放全雁北，配合平津战役的胜利实施，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1948年底，中央军委毅然决定发动解放大同战役。

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

1948年11月底，晋绥、晋察冀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向大同挺进。北岳集团（由北岳军区部分兵力组成）司令员兼政委王平率所属部队1万余人迅速开赴大同城郊，分别部署于大同城周围的口泉、云冈、孤山等地区，对大同城形成合围之势。

11月29日，前敌指挥部于阳高县南小白登村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王平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对惊弓之鸟，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大同”的作战方针，并确定围城部队“以政治攻势为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员广大群众，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敌人内部矛盾以及某些上层关系，动摇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内部”的斗争策略。

为了加强对解放大同战役的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政府在浑源县成立，王平任军管会主任，赵汉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李铁生任市长兼军管会委员。

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即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颁布了《告大同各界人士书》，庄严宣告：“晋北重镇大同的解放已迫在眉睫，解放后即永为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对解放后的大同是保护和建设的方针……”。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联合东北野战部队解放张家口而短暂撤围大同后，晋察冀、晋绥万余兵力，再次从东西两面包围大同城，彻底斩断敌西逃南窜之路，局势剑拔弩张。

1948年12月初，大同解放战役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作战指导思想，即开展政治攻势时，着重做好分化瓦解国民党守军上层的工作和对敌情报工作。

之后，对敌政治工作随即展开。围城部队昼夜不停地向城内守军喊话劝降，并向城内交通要道、军营内外散发传单和规劝投降的宣传品。同时，围城部队还开展“三个一”活动，即通过守军的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前沿心理战活动。

1949年春节前后，大同守军和城内居民粮食、煤炭等物资严重短缺，盗窃、抢劫、斗殴和火并案件不断，军心浮动、民怨沸腾，市民纷纷外逃。围城部队利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通过各种形式向城内送去过节食品、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与生活物资一起送进去的，还有解放军在各战场胜利的消息、优待俘虏的政策和解放区人民幸福生活的宣传品。

在此期间，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上层依然心存幻想，他们伺机出扰，四处抢粮，并试探我军布防，被等候多时的围城部队打得丢盔弃甲，龟缩回城再不敢轻举妄动。

之后，围城部队继续严格封锁大同城，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救命运动”，并对逃亡回来的地主富农，予以合理安置土地。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同守军军心瓦解、士气涣散，下层官兵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加重，不断有士兵逃跑或投诚，为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2日，群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由北门列队入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军事上归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大同国民党军上层人心惶惶。大同守军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打，二是走，三是降。于镇河虽有动摇，但害怕我军对其“秋后算账”，不敢贸然行动。田尚志追随于镇河，此二人尚有争取的可能。孟祥祉则思想顽固，表示要“誓与大同共存亡”。三人内部既生嫌隙，围城部队遂将工作重点放在于镇河、田尚志二人身上。

2月中旬，华北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部敌工部部长王世英，派遣晋中战役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于镇河任十九军军长时的部下）等，给于镇河、田尚志及其所属各团长写信，规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使大同得以和平解放”。3月初，晋中战役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上党战役被解放过来的少将参谋长张西柱和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于镇河的侄子于鸿儒，也被派入城内做于镇河、田尚志的规劝工作。但于镇河认为“他们都是被迫来的，和我一样，负不了什么责任，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能保障我的一切，我没有十分理睬他们。”

3月中旬，前牺盟会领导人之一、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派遣于镇河长子、进步青年于润仓，和孟祥祉弟弟孟祥祚等带信入城，继续做于镇河、孟祥祉的规劝工作。信的大意是：希望于等靠近人民，早日行动，党和人民对其生命财产，绝对保障。因戎子和与于、孟二人是故旧，且在山西政界很有影响，所以他代表共产党写的这封信对于镇河触动很大，于“即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希望将来得到宽大待遇，保全生命财产”。但孟祥祉的态度依旧是能拖就拖，态度不明朗。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4月24日，太原宣告解放。古城大同的和战局势因此发生根本转变。

大同和平解放谈判旧址被列为省、市两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原解放后，大同守军再次召开内部会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孟电复戎子和，表示竭诚拥护共产党，愿意和平解放大同。4月26日，于镇河派田尚志出城，到西坟村求见王平司令员、赵汉政委。在得到王平关于“于、孟等投诚后，对其历史罪恶既往不咎”的承诺和有关谈判条件后，双方商议谈判安排在4月29日进行。

4月29日12时，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于镇河的参谋长陈泮喜、唐益川、王元龄等10余人，乘车来到西坟村与我方代表察哈尔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及赵汉、叶修直等人正式谈判。谈判会场设在郭海家正房西屋，现场严肃整洁，墙上悬挂着毛主席像，桌上铺着白线毯，桌旁摆着几张长凳。谈判桌两旁就座的有我方代表10人，对方6人，每人面前放着茶杯、小开白纸和铅笔。

关于和平解放的条件，孟祥祉提出国民党军“按原建制带武器出城接受改编”。这无疑极大增加对方出城后武装暴乱或集体出逃的风险。对此，我方领导予以严词驳斥，并强调“必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改编，这一条绝对不能含糊，绝对不能动摇”。詹大南根据华北军区和王平司令员的具体指示，向对方提出五项条款：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受降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

同时，詹大南同意了国民党官兵提出的不算旧账、发给3个月薪饷、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和通行证等要求。经过我方有理有节、张弛有度的谈判，双方终于正式签订和平协议。

谈判刚结束，和平解放的消息就传到大同城内，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奔走相告，庆祝谈判成功。

接受改编的驻大同国民党军。大同市博物馆供图

谈判成功当天，国民党守军即撤出北关，由我军围城部队接防，解放军的铁甲车同时开进城北火车站，指挥机关进驻操场城东营盘。

5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同城4关、4门及围城工事，国民党大同军事总指挥于镇河遵奉大同前指命令，率部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改编。

5月2日，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解放军以4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城内，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队伍两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群众手持各种彩旗，不断高呼口号。各商店自行恢复营业，欢迎解放军入城。

大同和平解放了！

77年前，这处普通的农家院子见证了古城大同新生前的关键时刻。今天，它仍旧在见证着大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新月异。 

大同市博物馆

文博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