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常常藏在某个不起眼的拐角里。1990年底，我十五岁。那年，母亲赶上邮电系统乡镇人员“农转非”政策，全家迁为城镇户口，我也因此获得了报考技校的资格。若晚半年，我的人生列车必定驶向高中，转入全然不同的轨道。

1991年6月考试，7月收到山西邮电技工学校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去报到。按乡里孩子出门的惯例，他特意为我打了一口不大不小的木箱，刷了一遍青漆，用来存放衣物和干粮。母亲则只担心我吃不饱、冬天挨冻，往包里塞了许多干馍馍和一大瓶咸菜，还托远在同善的姐姐买来垣曲棉花，亲手缝制了一床厚棉被。那个夏夜，我常看见她在地上铺席，灯下塞着、垫着、压着棉花，认针引线，一经一纬地走，被面翻过来倒过去，比量半天，生怕短了尺寸。

9月报到那天，父亲和我一早便坐上乡里到县城的大班车。他背着包、扛着木箱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步幅大，每一步都踩得踏实。我提着行李紧随其后。先到阳城县城东关桥下的县运汽车站，再徒步走到西关长途站，买好直达侯马的午班车票。车子走走停停，在芹池、沁水、翼城歇过脚，临近傍晚才到达侯马火车站斜对面的汽车站。出了站，广场上接站的学生早已摆好桌子，拉着“山西邮电技校欢迎你”的横幅，等着那些从火车站方向接出来的新生汇合。凑够一车，便把大家送到建工路上的学校——坐的什么车，我如今已记不清。

负责接站的学生里，有位老家是阳城东冶的老乡，后来才知他叫裴育军，在邮政5班。他听见乡音，主动上前帮忙，声音洪亮，说话干脆，一边指路一边说：“都是老乡，别见外。”他跑前跑后，告诉我报到流程，引我登记、领铺盖、床单、被罩、书本和饭票，又指点我需要买脸盆、饭盆等的小卖部以及宿舍的方向。

宿舍在第三排302室，十人一间的大屋子。我睡上铺，父亲帮我收拾妥当，又领我买了几样日用品，特意加添了一把小锁和扫床的刷子。安顿好后，父亲便去寻找晚宿的住处，最后住进最近的501招待所——那其实是邮电部第七研究所的招待所。那晚，门口的篮球场灯火通明，球员们在围观者的呐喊声中拼命争抢，哨声不停，应是一场正规比赛。招待所条件虽简陋，但还算干净，价钱也便宜，两人一间，已是相对不错的歇脚地。

第二天八点刚过，父亲又亲自到校见了班主任张秀琴老师。张老师正在办公室整理新生名册，见有家长来，便放下笔站起来。父亲没坐，就站在桌边，用他那不太听得懂的阳城话说着。我只记住一句：“娃交给你了，该打该骂，你管。”其余对话全忘了。说完几句，他转身便走。

我送他到校门口，他又留了一点零用钱给我，便告别赶班车回老家。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满是不舍。一直看他右拐，身影消失在通往501招待所的那个拐角，我才转身左拐进校园。他中途是否扭头回望，我已记不清。那时的我，心里拧巴得很——自卑、胆怯，又夹杂着对外面世界的新鲜感，和对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的隐约向往。

我后来常设想，当我头也不回地走进校门时，父亲是不是又折返回来，朝这边望了好一阵才离开。父子俩从未交流过这件事，但我隐隐觉得，那一定是发生过的。

有些背影，就怕惦念；有些凝望，无法言说。

它们就那样立在岁月的拐角里，你往前走，总有一双目光注视着——就像校门外那个真实的拐角，一边通向更远的社会，一边连着刚落脚的校园。往哪边走，心都连着；步子，更得踩踏实，走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