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禁”到“闭关锁国”，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一度关闭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但是仍然有许多老外来到这片东方土地，包括商人、冒险家和传教士等。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包括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为了融入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与士大夫交朋友，并且积极进行形象改造，穿儒家服饰、学习汉语汉字和东方礼节，甚至还取下汉文名字，那么这些老外是否可以接受中餐呢？

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记录，顺治、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都曾赏赐在清廷供职的西方人士菜品和食材。例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十五日，乾隆皇帝亲自下旨赏赐著名的西洋画师郎世宁“菜一桌”，“每桌素菜两碗，摊鸡蛋一碗，虾米白菜一碗，又点心一盘及素粉汤”。乾隆皇帝还曾赏赐在清廷供职的外国人鸡鸭和肉食等食材。从有限的清宫档案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皇帝赏赐在华外国人的食物有生食有熟食，熟食大多为中式食物。不过，皇帝的赏赐多为年节例行赏赐，或外国人讨得皇帝及皇室成员欢心后的奖赏，无法完全覆盖这些老外的日常餐饮。

乾隆皇帝还曾向来华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伯努瓦·米歇尔（中文名蒋友仁）推荐中国的酒。这位传教士向皇帝表示，“从广州来这里（北京）的路上，人们让我品尝过各种酒，我觉得口味都不错”，然而他也说道，在北京居住的大多数欧洲人并不太适应中国酒，因此教堂众人大多不饮用本地酒。曾经在避暑山庄向乾隆皇帝祝寿的英国使者乔治·马戛尔尼则对中国酒有着不一样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品尝过一种“像有水果味的马德拉酒”的中国酒，他推断这种酒不是以葡萄酿造的，而是以粮食、香草、蜂蜜等酿制，饮之甘美适口，颇合他的口味。有学者认为，乔治·马戛尔尼品尝过的这种酒很可能是产自山西汾州府（今山西省汾阳市）的竹叶青。

历史学者苏生文先生在综合分析一系列史料后推测认为，大多数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的西方人并没有接受中餐，而是“固执”坚守西方饮食习惯。例如清代管理澳门事务的中国官员曾记录道，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食皆以苏合油煎烙，曼头（面包），牛膘皆度色如金黄，乃食酒以葡萄”。可见彼时澳门葡萄牙商人烹制食物仍以西餐“油煎”为主，主食为金黄色的面包，还饮用葡萄酒。彼时华洋杂处的澳门也出现了专门的西餐厅，供应“第一流的葡国美食”。

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来华的西方人较少，但是他们的某些饮食风格已经开始影响少数中国人。例如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记载了一道“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的甜点，其制作兼具中西风格，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博采众长。不过大多数西方人即使来到中国西北、西南等内陆地区，依然坚持着传统的西式餐饮，也有部分老外就地取材，选用本土食材烹制西餐，像极了今天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使用当地食材做中餐。

19世纪中期以后，来华西方人日渐增多，与此同时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后罐头制作技术在欧美的广泛普及，来华老外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品尝到他们的家乡美食。美国人霍塞曾记录道，他在开埠后的上海可以品尝到香槟、啤酒、葡萄酒、咖啡、面包、布丁、起酥蛋糕、牛奶冻、乳酪、咸肉、咖喱饭、罐头牛肉、罐头鸡肉等西式美食，但鲜牛奶、冷食蔬菜和新鲜牛排等还是比较难见到。不过很快，一些老外开始学着当地中国官宦、富商那样，在城市的郊外捕猎。例如，英国人呤喇曾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录道，中国城郊“聚满了不可胜数的野鹅、雁、野鸭、鹬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水禽”，因此这些老外可以靠着野味时常打打牙祭。

在清末，也有一些西方人采取了“中西搭配”的组合方式来改善自己的日常饮食。例如，曾在山东、山西传教，并曾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西学斋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随身携带黄油，每当吃饭时会将黄油涂抹在煎饼、馒头或者杂粮饼上。澳大利亚《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理循在四川等地旅行时则随身携带几瓶罐头，并尝试食用中国西南特色的地方美食。

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定居中国的老外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建立奶牛场、养牛场、啤酒厂、葡萄酒厂乃至生产冰淇淋、汽水、饼干的食品工厂，并引进空心菜、生菜和芦笋等蔬菜在中国种植。特别是牛奶，西方人不但自己食用牛奶和奶制品，也逐步影响中国人接受牛奶，并使中国中上层人士将牛奶视之为健康的象征。至迟至清末民初，上海、厦门、汉口、广州、天津等口岸城市的中国中上层人士开始接受牛奶和西式奶制品，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内地城市的中国居民也开始食用牛奶。例如，出版于1935年的《太原指南》中有两则关于牛奶的广告，位于太原城前所街24号的牛奶商“健纯牛奶”打出了“荷兰黄金乳制品公司”的中英文标语，并在广告中提到本店生产的牛奶不但口感绝佳，且对饮用者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是“谋健康的救星”；而新南门外桥东街的“天香纯鲜乳场”则主打“品质牌”，一方面强调其饲养的乳牛乳羊是纯粹的西洋品种，另一方面则强调其乳场生产的牛羊奶皆为当日榨取，十分新鲜卫生。

数百年来来华外国人的餐桌变化，见证了中餐与西餐漫长的相遇与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