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对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细致的探究。重点考察作家与市场（编辑、评论家、出版商等）的互动关系。作者发现，以康科德作家群为中坚的超验主义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成果之一是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国商业文化。

1838年，爱默生在致友人书信中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基本实现了个人财务自由：拥有一所大房子；各类有价证券合计22000美元，年息6%；还有每年400到800美元不等的演讲收入。此时距他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一职不过6年——他当时的年薪是500美元。照一般传记作者的说法，爱默生是由于对教会礼仪的陈规陋习不满，乃愤而辞职的。然而，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却表明，与其说冲冠一怒为礼法，毋宁说是他精心算计后的选择。

由于父亲早逝，爱默生早年经济状况堪称凄惨。上学时候只能和兄弟爱德华轮流穿一件外套，并受到同学嗤笑。他自己在日记中曾记载：童年时母亲打发他去杂货店买鞋，他怀揣1美元兴冲冲走上街，结果弄丢了这1美元，留下终生遗恨。直到他进入哈佛学院，仍因家贫交不起学费，只好充当“校长的新生”——通过跑腿打杂来抵充学费。早年的艰难时世无疑令他感受到贫困的切肤之痛。他在日记中立誓，要勤勉工作，积累财富——万一哪天不幸欠债，自己再怎么省吃俭用，也要尽快偿还。

《超验主义的生意》杨靖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尽管爱默生中年以后时常恃“财”傲物，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美妙，因为他有一大家人需要供养：妻儿老小、家中仆役之外，还有一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巴尔克利。1830年代早期爱默生与亲友书信及私人日记中充满了对金钱的关注和忧虑，这一情形持续到1832年才有所好转——这一年，他获得第一笔演讲收入，尽管只有区区10美元。

爱默生为何要放弃教职？他在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他的这一选择乃是基于对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市场走向的把握：爱默生顺应市场风气的变化，迎合了市场需求，并由此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他舍弃教堂的布道坛而走上公共演讲坛，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美国文学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爱默生的朋友奥尔科特曾说，“公共演讲是美国的发明”——并将这一发明权归于爱默生。而爱默生本人则谦逊地坦承，作为演讲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兰兴起的“学园”运动。学园运动通常由各地方行业协会主导，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化民众。其通行的做法是协会筹措专款，并指定专人负责——包括延请讲师，拟定议题，商洽报酬，落实场地，等等。一次演讲不仅能扩大知名度，而且能获得不菲的报酬，可谓名利双收。爱默生和他的友人们纷纷登上讲坛，利用这一方园地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但谁也没有取得像爱默生那样的成功。

以奥尔科特为例，他在“超验俱乐部”以雄辩的口才著称，人称“谈话王子”。但也许是话题太过深奥的缘故，他在讲坛的滔滔不绝遂演化为令人反感的“一言堂”，听众在他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感受到“碾压”，不少人愤而退场。奥尔科特在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地区逐渐失去市场。尽管后来他也效仿爱默生，不顾舟车劳顿远赴中西部演讲，但效果依然不佳——有一次扣除各项差旅食宿费用，所得仅1美元，狼狈之极。

另一位踌躇满志的演讲家是梭罗。作为哈佛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梭罗的古典文学素养功底不凡，出口成章。跟奥尔科特一样，他也有成功的执教经验——毕业后他与兄长一同创办的康科德学校在当地风行一时，人满为患。但奇怪的是，梭罗的演讲同样遭遇惨败。他后来对爱默生抱怨听众反应太过冷淡，而他自己也不肯为迎合听众改弦更张——因为听众“太差劲”。“凡是大受听众欢迎的，”梭罗断言，“都是老生常谈。”换言之，大众的品位太粗鄙，而刻意迎合无异于“自贬身价”。对此，爱默生自然不敢苟同。“我野心勃勃，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每个人都懂，像鲁滨逊·克鲁索。”好像担心言不尽意，他又补充说，“无论是一篇小文章还是大部头著作，我最怕写得不够通俗浅显——务必要以一种彻底的唯物的态度，使得人人开心，皆大欢喜。”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将演讲家爱默生与奥尔科特、梭罗以及其他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