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以明代嘉、万时期文坛领袖王世贞及其影响扩散为研究对象，世界范围收集署名王世贞的著述4000多卷，首次梳理出王世贞著作的清晰面貌，重新评价王世贞及其在明清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功用。作者认为王世贞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富赡博大，雄浑苍茫，雄贯一代，复古而求新变古，王世贞是明代文学发展历史中一位集合型、枢纽式人物。

钱谦益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各出杼轴”，只不过是他攻击七子派与王世贞而打出的一张王牌。事实上，钱谦益不宗唐却宗宋，不宗李、杜，却宗苏、欧，二人皆为复古派，一个诗宗唐代李白、杜甫，文宗《左传》《史记》，而对其他朝代则采其佳者，多多益善。一个以宋代苏轼、欧阳修为宗，其他广采。二者所学的标杆不同。然而细究之，宋之诗不及唐诗，宋之文不及《左传》《史记》之文，优劣自见。钱谦益的文学主张并未比王世贞新奇或高明。二人各有所自，各有所见，无论高低，只需以诗文作品定高低。无须你是我非，更不必你死我活。更何况王世贞与钱氏家族世代交好，钱谦益自幼花大气力读人家的书，是早年的书本之师，更是长辈，且已逝久矣，而钱氏一再诋毁，不择手段，这又为何？学术界向来觉得是个谜。更重要的是钱氏所为给王世贞带来了极大伤害，人家躺在地下，又不能辩白一言半语，更给学界特别是后来的文学史、史学史、学术史带来的极大误读和混乱，成为一桩不小的公案。所以笔者有必要说上几句。

钱谦益的几部重要书籍给人最深的印象便是诋毁王世贞。诚如王渔洋《带经堂诗话》所言：“钱牧翁撰《列朝诗》，大旨在尊李西涯，贬李空同、李沧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复，因沧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遗余力。予窃非之。”钱氏这个目标与态度很明确，与人相交，每涉及相关的人必言，每阐发主张必言，且创造了诸多出自他自己之口的关于王世贞的公案。他公开表示一生在诗评方面最反对的人是王世贞：“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何止是评诗！评文、撰史、考据也无不如是。态度也由起初的温和至后来愈来愈张扬、跋扈。

他虽有胸心、毅力，但颇有些“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感，于是采用巧妙的办法，用王世贞攻王世贞，借反对王世贞的人特别是宗宋派来一起扳倒王世贞，于是污名一个接一个泼向王世贞。他虽然没能扳倒王世贞，却在王世贞脸上抹了许多黑，坏了他的名声。

《王世贞与明清文学》许建平　许在元著　上海三联书店

但读者千万不要认为钱谦益是王世贞的反对派，与王世贞毫无共同点。相反，透过他行为的表象，则可以看到表象背后王世贞的影子。他所以未能斩断王世贞的影响，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他是用王世贞反对王世贞。钱谦益高举的古学旗帜，其根基一部分仍然是他从小烂熟于胸的王世贞的“前后《四部稿》”；他于《列朝诗集》中一面诋毁、漫骂王世贞，一面评价诗人又常采用王世贞的评语，不是“王元美云”，便是“王元美诗评曰”，或曰“元美谓”。其二，钱谦益并未完全突破王世贞的诗学思想，更无替代王世贞诗学观的新体系。钱氏要击败王世贞，需用新理论、新思想来替代七子派，而钱谦益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他大讲特讲的文学批评思想，或来自公安派，或来自七子派和唐宋派，是复古派与公安派的混血儿。他所以宗宋，所以极赞嘉定宗宋派，实为借科考之时文以还魂！时文要宗经，时文要标榜理学，时文要议论，时文要有章法，更要有气势，一句话，时文更近宋人之文。他所赞赏的唐顺之、嘉定诸君子及其同类艾南英皆为时文大家，而这正是七子派所摒弃的低格而耻以为之的。钱氏与艾氏遂以攻击七子派特别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王世贞，以改旗易帜！他叫喊最多的是情与境“交相击发”“穷于时，迫于境”“境会相感”“情伪相逼”而有真诗，而有真情。这个主客体触发论远则来自司马迁的“发愤说”，中则李梦阳“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言，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更似王世贞“所愿更益充吾学，养吾气。气完而学富，遇触即发，有叨必应”，很难看到他自身特有的诗学思想体系。其诗文创作虽以才学胜且多有可观，然总体未能越王世贞而上，诚如清人魏裔介所评论的，“盖明季，河朔学者仅有赵高邑，而江南自王弇州后，亦寥寥乏人。钱牧斋虽称博洽，然驳杂不精，语多骂詈，且诗落宋人熟套，不足观也。”其三，钱谦益的官品人品极恶，学品之恶不亚于官品，士人不愿与之同列。明史大家吴晗先生说：“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个浪子，中年是热衷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反反复复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做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他后来积极反清，或也离不开“政治投机”的可能。他之所以能成为“王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一”的人，全赖他的才华与博学，特别是史学与考据学，以及文学长于七言律诗，又继王世贞后，倡北宋诗文。如张廷玉《明史》云：“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但比之万历时期，明显走了下坡路，总体而言并未超越王世贞。

关于钱谦益一生的文学活动特别是由宗唐到宗宋，由师承王世贞之学，到打起反王世贞的旗号，其间不能不说他对王世贞文学观有一个大的误解，即把学王世贞因才情不高、学问一般的一批中下层文人表现出的弱点，皆归结于王世贞身上，遂对宗汉魏盛唐的观点产生误判。王世贞学古人诗分为“宗”与“用”两类，所谓“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对于苏轼的态度，王世贞认为“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以为吾用”。中唐之白居易、宋之“欧、梅、苏、黄”，元明诸多名家，无不采而“以彼为我”。人们以为仅学秦汉与盛唐，眼界太狭窄，是混淆了王世贞“宗”与“用”的界线。其次，复古派讲师法，只是学习古人，并不是主张字摹句拟，而是学习古人作诗的法度；并不是只学古人，而是将古人作为写好诗的工具，将学习古人，作为写诗的最初环节。故主张登岸弃筏，得鱼忘筌，由古人入，由自己出，最根本者是“师心独造”，写出更好的诗。事实上，王世贞倡情，讲法与格调、讲神韵境界，唐宋派理论也不离这些内容，只是所讲法与格稍有差别而无本质差别而已。唐顺之《文编序》云：“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可知唐宋派也是讲法的，讲抑扬开阖、起伏照应、顺逆转折之法。钱谦益反王世贞主要出于私心，也因忌恨而生偏见，导致较深的误判，历史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