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籍廉吏栗毓美与李殿林

张建军

清代山西，不止有晋商票号、边塞雄关，也有一批以清廉、实干著称的官员。栗毓美与李殿林便是其中代表。栗毓美道光年间在河南治河，以“抛砖筑坝”、清廉任事著称；李殿林出身大同，光绪年间曾任吏部尚书等职，以清正自持、整顿吏治见长。一个出自浑源，一个出自大同；一个在黄河堤防上建功，一个在中枢政务中守正。把他们放在一起看，能更清楚地看见三晋廉吏跨越时代的共同底色：居官不贪，任事不避，爱民不伪。

栗毓美是山西浑源人，道光年间曾任河东河道总督，主持河南、山东一带黄河防务。他的清廉，更多体现在河工一线。

清代河工经费庞大，从采料、筑坝、征夫到验收，处处都有利益空间。许多官员把治河当成“肥缺”，虚报工程量，侵吞公款，致使堤防不固，汛情频发。栗毓美却反其道而行。他推行“抛砖筑坝”，以砖代石，既坚固耐用，又节省经费。史料记载，他在任期间为朝廷节省大量治河银两，且黄河险段多年未发生重大灾害。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取河工陋规。河工官员收受回扣、摊派民夫、克扣工钱，本是当时常见弊病，栗毓美却严禁此类行为。灾年开仓赈民，他敢于承担责任；审理案件，他力求平允，民间有称其断案公正、清廉爱民。百姓尊他为“栗大王”，并非只因他会治水，更因他治水时不扰民、不贪财、不推责。

栗毓美之清，重在“行”。他的清廉不是躲在书斋里的清高，而是在堤坝上、在灾民中、在案件里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他把清廉变成了工程标准，变成了救灾速度，也变成了百姓心里的信任。

李殿林是山西大同人，清末重臣。他出身寒素，凭学问与政绩进入仕途。晚清官场风气复杂，请托、馈送、钻营并不罕见，而李殿林的清廉，首先体现在“不受”二字上。

他任江苏学政时，掌管地方科举教育事务，本是最容易受人请托的位置。盐商、士绅、亲友若来求情，他多严词拒绝。有人以重金相送，他不取；有人以乡谊相托，他不徇。对他来说，学政之权不是人情交易的筹码，而是选拔人才、整肃风气的公器。

后来他任吏部尚书，身处中枢，上奏请求停止捐纳制度，整顿吏治。面对官场人事与利益纠葛，仍以清正自持，不借权位为亲故谋私，不因时局动荡而放松操守。晚年辞官回乡，家中并无厚积，正说明他的清廉不是口头标榜，而是一生践行。

李殿林之清，重在“守”。他守的是制度边界，是官员本分，也是读书人的廉耻。面对权力，他不伸手；面对请托，他不开口；面对利益，他不动心。这样的清廉，未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官场浊流中守住一方清明。

栗毓美和李殿林，虽没有生活工作在同一时期，但却都能各守其职、各司其责，一个偏重河工与民生，一个偏重吏治与教育；一个在地方守堤防，一个在中枢守制度。表面上看，他们做的事并不相同，但精神内核高度一致。

栗毓美的清廉，体现在拒绝工程腐败。他不让治河经费流入私囊，不让百姓负担成为官员政绩的代价。  

李殿林的清廉，体现在拒绝权力寻租。他不让人情越过公法，不让私利侵蚀选才用人之权。

前者守的是“民命”，后者守的是“官德”。一个清在波涛之上，一个清在案牍之间。若说栗毓美让人看见清代官员应有的担当，李殿林则让人看见清代官员应有的廉义。

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在讲清廉，不能只讲“不贪不占”，还要讲如何为民“敢担当、树政绩”。栗毓美和李殿林之所以值得书写，正因为他们不是消极避世的清官，而是积极有为的能臣。栗毓美廉而不虚，李殿林清而不懦。栗毓美、李殿林二人身上都有三晋人物的朴实、刚正与担当：不尚空谈，不慕虚名，不把清廉当作装饰，而把它当作为官的底线、做事的前提。

栗毓美以清立功，李殿林以清守正；一为一守，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廉吏的精神谱系。这样的题材，既适合廉政教育，也适合地方文化宣传，更能让今天的我们从历史人物身上看见清廉与实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