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

从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看山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我深切体会到，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

“山西省全部县级综治中心已完成规范化建设，实现矛盾‘一站式’化解。”

3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杨蓉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印象深刻。她在审议时表达了对综治中心建设的关注，介绍了山西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成效。

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是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自2025年3月，中央政法委召开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以来，各地结合实际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部署，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国2800余个县级行政区划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综治中心）全覆盖，并正式运行。

县级综治中心全覆盖后运行成效如何？如何进一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2025年，杨蓉结合公安工作，走访足迹遍布山西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经过扎实开展调研和深入总结思考，她将推动县级综治中心运行机制标准化、信息平台一体化建设的建议带到今年的会上。

调研现状——有矛盾纠纷找综治中心成为百姓共识

“2025年，太原市10个县级综治中心全部实现规范化建设，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4.7万件，摸排整治安全隐患131.8万件……”

3月5日晚，在接受完媒体采访后，杨蓉抽空点开了微信朋友圈。老朋友刘静分享的太原市综治中心2025年度报告，让她为之点赞，并记录下了这些数据。

刘静是太原市综治中心主任，在工作对接中与杨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市级综治中心层面给杨蓉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

“如今，太原市10个县区综治中心已全部实现提档升级，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力量全部入驻，有矛盾就找综治中心成为百姓共识。”全国两会前，刘静将全市综治中心的基本情况进行整理，给杨蓉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2025年，杨蓉正式调到太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主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需要与全市的基层派出所进行对接，与综治中心的交集也越来越多。

在太原市综治中心的协调下，杨蓉走访调研了全市10个县区综治中心中的7个。其中，最让杨蓉印象深刻的，就是群众对综治中心的认识发生转变，从最初的不了解，到现在有矛盾纠纷就找综治中心。

“曾经，大量非公安职责的纠纷牵扯了基层民警大量精力，也让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如今，民警不仅会主动将一些非公安职责的纠纷转递至综治中心，也会在实际工作中大力宣传推广综治中心。”杨蓉说。

杨蓉在山西省综治中心调研时发现，不仅公安等各进驻部门会主动宣传综治中心，各级综治中心也纷纷创新宣传举措，扩大综治中心的影响力——

2025年7月1日，新闻媒体走进太原市迎泽区综治中心，制作发布《Vlog|我在综治中心的一天》，播放量达200余万次；11月26日，山西省综治中心联合山西省律师协会，拍摄系列普法视频，对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热点话题进行解析，受到群众欢迎……

“当然，最好的‘广告’是综治中心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困难的口碑积累。”今年春节前，杨蓉再次来到太原市迎泽区综治中心调研。在引导受理区，一排身着棉大衣、神情严肃的务工人员，正在中心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填写自己的困难。临近春节，许多人因为劳资纠纷前来求助。

“综治中心给打工者提供了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的‘讨薪’模式，避免了矛盾激化。”杨蓉说。

“综治中心在群众心中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大家相信在这里能解决问题。”见到杨蓉，一位前来反映欠薪问题的外地打工者老马这样说。

发现问题——部分地方存在联动不畅、共享不足等情况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杨蓉的回信中指出：“去年，您提出的‘关于积极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各成员单位加强联动的建议’十分重要。”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回信中提到，杨蓉去年提出的“发挥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作用建议”主要体现在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4页的工作内容中。

从2025年全国两会开始，杨蓉连续两年提出综治中心相关建议。有着多年社区警务工作经验的杨蓉解释，很多家庭、邻里甚至劳资类矛盾纠纷的化解，需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还要在情理法中做到平衡。“当民警在工作中遇到大量难以调解的疑难复杂、非公安职责矛盾纠纷时，可以向同级综治中心提出配合申请。综治中心会统筹更多专业力量介入、更多部门协作，共同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杨蓉说。

2025年，全国县级综治中心已全面实现名称、挂牌统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及信访等常驻部门实现100%入驻。其中，部门协作是否顺畅、衔接是否规范、处置反馈能否闭环，一系列问题让杨蓉萌发一探究竟的念头。

“县级综治中心真正实现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各相关部门基本实现了能驻尽驻、应驻尽驻。”经过对太原市尖草坪区、杏花岭区、迎泽区等区综治中心调研，杨蓉发现，实际运转中，综治中心仍或多或少存在着部门联动不畅、共享不足等情况。

在个别综治中心，杨蓉发现，一些部门还存在因畏难情绪而相互推诿等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矛盾纠纷转递仍依赖人工跑腿、线下移送，承接部门往往不了解前期处置情况，影响了工作衔接效率。

在处置具体纠纷时，杨蓉发现公安机关与综治中心所使用的信息系统相互独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在线索签收、分析研判、分流转递、回复反馈等环节仍难以实现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

“只有到基层去，才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基层。”杨蓉介绍，在对山西四级综治中心的调研中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新办法。

创新实践——推动运行机制标准化、信息平台一体化建设

“经我单位前期调查，涉及工地受伤赔偿（类）矛盾纠纷，非公安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请贵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予以统筹办理，现将该情况转递告知。”

在太原市迎泽区综治中心的警情调解窗口，杨蓉看到这样一份矛盾纠纷转递告知单，并仔细翻阅了附在后面的调解协议书、仲裁调解书和调解情况复函。

“这份转递告知单，是我们太原公安实践中的创新成果，已经在全省推广。”杨蓉介绍，相关部门在成功调解后，会给派出所复函，这也代表着矛盾纠纷化解实现了闭环管理。

2024年4月，李女士在某建筑工地工作时被工程车辆撞伤，由于对赔偿金额不满意，李女士与施工单位多次发生矛盾。派出所民警多次处警调解未果后，及时将这起矛盾纠纷转递至区综治中心处理。

“民警在得到当事双方的同意后，将相关情况转递至区综治中心，由常驻公安窗口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协调综治中心解决。”太原市迎泽区综治中心警调窗口工作人员王建华说。

这起矛盾纠纷最后由太原市迎泽区综治中心人民调解员李淑燕经办。她介绍，在接到这起矛盾纠纷后，便第一时间协调公益律师、仲裁单位人员等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建议，并最终成功调解。

“整个过程各部门协调顺畅、相互配合。民警也并未因为转递而‘甩手’，一直参与了后续调解，并且及时分享了前期掌握的情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淑燕说。

“小小的转递单背后反映出的是闭环管理的刚性机制。”杨蓉介绍，之所以要设计转递单，就是要通过规范性文本推动机制形成，促进各部门全程关注、参与推动、多元化解、建立台账。

杨蓉在建议中提出，要全力推动运行机制标准化、信息平台一体化建设，建立“统一受理、精准分办、首问负责”的入口闭环机制，对所有群众来访、网格上报、平台流转、上级交办的事项实行“一门受理、统一编码、一网通办”，同时制定综治事项职责清单，明确各类问题的法定责任主体、法定协办单位和标准化处置时限。

“建议对每起矛盾纠纷生成唯一‘事权二维码’，实现‘一案一码’，群众可随时扫码查询受理、办理进展，全程可追溯、可查询。”杨蓉说。

经验做法——推动综治中心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

“回去后，不要再闹了，上次公益律师的话你们要听进去。”“有事情来综治中心，或者直接找我，都可以。”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街街道综治中心，杨蓉对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职工新街派出所民警文强印象深刻。对于一对发生家庭矛盾的夫妻，他充分调动综治中心各类调解资源成功化解了矛盾。

“依托乡镇一级的综治中心，可以化解很多矛盾纠纷。”文强表示，每逢遇到棘手的矛盾纠纷，县级综治中心都会及时统筹协调。

文强的话让杨蓉意识到，打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最后一米”，县级综治中心至关重要。

“依托一个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的综治中心，绝大部分社会矛盾纠纷都能够在县域得到化解。”杨蓉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杨蓉始终关注着与综治中心有关的内容，从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每一条涉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表述，她都会认真记录。

全国人大代表陈雨佳建议综治中心要加强与人民法院、村委会、行业协会等主体的联动协作；全国人大代表吴金笔为加快村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步伐献计献策……每得知一条全国人大代表的有关建议，杨蓉都会认真吸收。

“期待杨蓉代表的建议能够让更多力量融入综治中心建设，大家齐心协力，一同推动综治中心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山西省综治中心主任唐东永表示，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注入新的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