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颂英烈，长诗励后人。近日，品读刊载于2026年7月24日山西晚报·山河+客户端、由申大局先生抱病伏案、呕心打磨而成的叙事长诗《胡兰子》，数度展卷，几度动容，每一次诵读皆有全新的精神感悟。年逾耄耋的作者怀揣滚烫赤诚的家国情怀，以十四章歌谣式诗行回溯峥嵘岁月，循着时光脉络完整铺展刘胡兰短暂而滚烫的十五载生命历程。以一人之命运，观时代之风云；以乡土之笔触，铸青春之丰碑，在质朴悠扬的韵律之间，完成一场对信仰成长之路的深度回望与精神叩问。

作为一名国家一级编剧、深耕乡土文艺数十年的作家，年逾耄耋的申大局不改文艺为民的初心，怀着一名人民创作者厚重的历史担当，以质朴歌谣承载红色记忆，用心为青少年讲好本土红色故事。

长诗的叙事内容扎根吕梁汾水厚重的乡土沃土，依托极具晋地地域质感的叙事语言，打破英雄叙事中长期存在的脸谱化、标签化桎梏。开篇“苦苗苗”这一意象，正是旧时代底层苦难孩童命运的生动缩影：幼年丧母，家境清寒，在地主盘剥与乱世动荡之中饱尝人世艰辛。作者摒弃“英雄天生如此”的预设叙事，细腻描摹少女真实丰盈的内心世界：会因求学受阻委屈争辩，会因动员乡邻受挫暗自落泪，对待支前任务严谨细致，得到组织认可之时又难掩热泪。她首先是一名鲜活纯粹、带着执拗心性的乡间少女，而后才是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战士。这些浸润烟火气息的日常细节，筑牢了人物成长坚实的精神根基，让最后的慷慨赴义不再是突兀的悲壮桥段，而是历经思索抉择之后义无反顾的生命践行。全诗十四篇章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新妈妈》书写家庭温情的启蒙滋养，《儿童团》勾勒革命理想的萌芽觉醒，依次铺陈参加妇训班、筹办乡村冬学、连夜赶制军鞋、庄严宣誓入党、投身土地改革，终以《红梅开》定格大义殉难的震撼瞬间。年龄成长与思想觉醒两条叙事脉络并行延展，清晰印证一个深刻的命题：英雄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时代洪流的淬炼之中，一步步笃定理想，扛起使命与担当。

相较于国内众多以刘胡兰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本作拥有远超同类题材的创作突破与思想高度。

长久以来，大量影视、戏剧、短篇诗歌、连环画作品普遍采用“结局前置”的叙事模式，开篇便着力渲染铡刀就义的悲壮场景，将牺牲作为故事高潮，此前的人生经历仅作为简略的背景铺垫。创作偏重渲染高光瞬间，弱化完整成长轨迹，着力赞颂最终气节，疏于描摹心路变迁，极易让刘胡兰沦为概念化、符号化的革命偶像。读者仅仅记住悲壮的结局，却难以真正共情生死抉择背后厚重的精神逻辑。

这部叙事长诗最核心的艺术突破，便是大胆重构叙事时序，将完整的生命成长历程作为叙事主体，把英勇就义视作信仰淬炼后的精神升华，而非刻意制造的剧情爆点。同类作品重在“讲述英雄的故事”，而本作重在“讲述一个女孩如何成长为英雄”。它不依靠强烈的戏剧冲突刻意渲染悲壮氛围，而是借助一段段绵长细碎、充满乡土烟火的日常往事，循序渐进完成人物性格、认知格局、理想信念的层层塑造。

体裁表达上，区别于纪实散文的平铺直叙、戏剧剧本的强冲突演绎，全诗承袭晋南中条山民间歌谣独有的叙事笔法，采用五字民谣体进行创作。这里有一处十分耐人寻味的创作细节：英烈刘胡兰成长于吕梁文水，自带汾河以西晋中地域文化底色，而作者申大局身为垣曲本土作家，扎根中条山麓，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吕梁一带的方言语调、乡土语言，硬去复刻异地的叙事口吻，而是信手取用自己毕生熟稔的晋南口头歌谣体系、乡土口语语感来完成全篇创作。二者同属北方方言，三晋乡土文脉气韵相通，无需语言腔调的刻意贴合，照样能够实现精神层面的深度共鸣。跳出地域叙事的束缚，以晋南乡音歌咏吕梁英烈，恰恰实现了红色精神跨越山川阻隔，在山西大地之上的双向回响与全域传承。句式错落舒展，文字洗练直白，摒弃晦涩繁复的辞藻堆砌，依托本土乡村语境娓娓讲述红色往事。“妞妞胡兰子”“竹篮篮”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口语意象鲜活灵动，汾河滩、云周西村、贯家堡等地理标识精准写实，纺线织布、灯下纳鞋、田间劳作等乡村生活场景细腻还原，浓郁醇厚的黄土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诗篇多以四句成节，不拘泥于格律诗严苛的平仄束缚，以和谐韵脚保障诵读流畅，既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宣讲，也不是史料文本的简单复述，饱含汾河两岸独有的乡土审美意蕴。

尤为可贵的是，刘胡兰是享誉全国、感召几代国人的革命英烈，为让英雄故事真正浸润少年童心，这首长诗并非面向成年读者创作的纯文学抒情诗篇，而是作者用心良苦、专为青少年德育教育精心打磨的童谣式叙事作品。采用顺口溜式歌谣体裁，韵脚轻快，故事通俗，把厚重悲壮的革命往事转化为少年群体听得懂、记得住、愿意诵读传播的文学文本，天然适配朗诵传唱，打通了史实纪实与文学抒情之间的壁垒，让红色故事真正走进校园课堂，浸润少年心灵。

思想立意层面，多数同类作品聚焦于赞颂“不惧死亡”的崇高气节，主题表达停留在精神气节本身。本诗则向内深度求索，清晰地回答了“何以不惧死亡”这一核心命题：源于苦难岁月里萌生的悲悯共情之心，基层工作中磨砺而成的责任担当之心，入党宣誓之后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之心。主题由浅层歌颂不怕牺牲，延伸至“青春何为，信仰何来”的深层时代哲思，叙事格局从缅怀一位革命烈士，拓展到回望一代人的理想抉择，思想深度显著超越同题材常规创作。

诗作以个体成长为主线，徐徐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一行行五言诗句，串联起烽火年代晋绥解放区深刻的社会变迁：地主豪强横行乡里，底层百姓艰难度日；八路军挺进吕梁山区，革命火种播撒乡野；广大妇女挣脱灶台束缚，走出家门读书识字支援前线；土地改革轰轰烈烈推进，劳苦大众终于翻身当家。个体悲欢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少年理想与时代使命同频共振。诗歌跳出讲述个人轶事的局限，透过刘胡兰的所见、所思、所为，折射出一代底层民众挣脱压迫、追寻光明的集体觉醒。母亲、奶奶、村干部、普通乡亲等一众配角，虽着墨不多却神态鲜明，共同构筑起厚重鲜活的时代人物群像，映照出烽火岁月质朴深沉的家国情怀。小小的云周西村，正是时代变革的一处微观缩影，让读者透过一名少女的人生轨迹，读懂解放战争前夕，无数平凡百姓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内在动因。

首尾呼应的意象架构，赋予全诗极强的文学张力与精神隐喻。开篇扎根黄土、饱受风雨摧折的“苦苗苗”，结尾傲雪凌霜、灼灼盛放的“红梅花”，一草一花遥相呼应，构成贯穿全篇的精神暗线。苦难孕育生命底色，信仰淬炼精神灵魂，一株于苦难之中顽强求生的小草，历经风雨洗礼，最终化作寒冬之中傲然绽放的红梅。物象的蜕变，正是精神觉醒最诗意的文学表达。全诗坚守北方民谣叙事体例，语言质朴铿锵，节奏朗朗上口，兼具诗歌的审美意蕴与口头传播的大众属性，打破纯文学文本的阅读门槛，推动红色故事走进校园、浸润大众，让红色文脉代代赓续、生生不息。诗篇末尾以红梅喻英烈，以领袖题词收束全篇，由个体生命抉择上升至民族精神传承，深刻诠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跨越时空的时代内涵。

立足当下回望经典，长诗的创作拥有直击当代心灵的现实价值。十五岁，正是青少年汲取知识、塑造三观的黄金年华。当代少年大多只知晓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最终结局，却很难读懂抉择背后坚定不移的信仰力量。这首长诗完整还原她的成长历程，并不刻意渲染牺牲的惨烈，而是向当代人昭示：崇高从来不会凭空降临。信仰蕴藏在一次次入户动员的奔走途中，藏在一针一线缝制的军鞋之上，藏在每一次迎难而上、直面困境的坚守之中。伟大植根平凡，大义始于日常。作品为当代青年塑造了可感知、可共情、可参照的精神榜样，警醒后辈：青春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理想的重量与抉择的担当。

总而言之，这部乡土叙事长诗跳出传统说教式的叙事套路，以歌谣叙事重温峥嵘岁月，以赤诚笔墨致敬革命英烈。它不靠空洞口号渲染情怀，依托完整动人的成长故事叩击人心，让英雄往事借诗歌载体重焕时代光彩。它既是一部饱含真情的文学精品，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红色思政大课，拥有极高的诵读宣讲、文艺改编与大众传播价值。

岁月流转，汾水长流，红梅常开。十五载韶华转瞬即逝，一束信仰之光穿越七十余载岁月长河，依旧熠熠生辉。长诗《胡兰子》，以乡土为纸，以初心为墨，书写少年成长史诗，铸就不朽精神丰碑。它绝非对烈士生平简单的文学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以诗意传递信仰，以故事启迪后人，让“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厚重大字，挣脱历史标签的桎梏，化作直抵灵魂、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愿这部佳作广为流传，让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代代传诵，让红色基因浸润万家人心，激励后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续写属于当代人的璀璨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