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先生年谱》出版后，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一些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及中国作家网、光明网、澎湃网等做了报道。诸多师友和读者撰写书评，赋诗道贺，跟帖点赞。后又获得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人们忽然发现，近代山西还有这样一位“民国巨子”，一个风骨凛凛、大才槃槃的“奇人”！

一
　　

《年谱》责编韩玉峰约我写传。
　　

起初打算写一本故事类小册子，让更多读者走近张瑞玑。退了休，再写一部大传或评传。梳理脉络、构思框架时发现，故事类小册子分量太轻，远不能承载传主瑰奇壮阔的人生。应该写一部完整的传记才是。
　　

怎么写呢？
　　

我在学习思考中，决意遵守中国史传传统，写一部“实录”。传主天纵奇才，中年后作《像赞》自嘲：“文士之笔，辩士之口。循吏之心，酷吏之手。狂士之诗，豪士之酒。侠士之挥霍，廉士之操守。北美洲之思想，南非洲之紫首。”观其一生出处大节，无不攸关国事苍生，攸关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尤可称者，临危难而不苟，大智大勇，能进能退，绝然不同于历史上那个“事四姓十君”的“长乐老”冯道。
　　

“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
　　

写作中，我把戴名世《史论》中的这句话奉为圭臬。依此探寻传主参加科举，由仕清而革命，两度隐居谁园，抚松盘桓，以及经历许多重大事件——维新变法、庚子国变、清末新政、国会请愿、辛亥革命、癸丑之役、洪宪帝制、护法运动、南北议和、北京政变、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人生选择和思想轨迹，竭力探究其“迹”和“所以迹”。
　　

我陆续研读了范文澜、陈旭麓、章开沅、桑兵、罗志田、蒋廷黻、郭廷以、张朋园、费正清等海内外史学大家的相关著述。期能以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寓宏观于微观，最大限度地复原传主所处的历史现场，复原时代风云投射在传主身上、心上的影像。
　　

二
　　

史学重实证，个案研究尤其如此。多年来，我在国家图书馆、国图北海古籍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博物院、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洪洞县博物馆、临猗县图书馆、平遥中学图书馆等处，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又查阅了1912年《临时政府公报》，1912-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公报》，打印、摘录了相关内容。逐日阅读、抄录、整理了《申报》1919年2月至6月有关张瑞玑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的报道和时评；参以中国民国《政府公报》、南方《军政府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益世报》、北京《公言报》（林白水任主笔）等。检索总目、阅读、摘录相关内容的有：中华书局《辛亥革命回忆录》（1至6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85年至2017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157辑），山西省政协《山西文史资料全编》（120辑）。
　　

此外，搜读了十余种有关晋陕辛亥革命、陕西靖国军始末的重要著述。翻阅了上百种与传主有过交际的重要人物传记、年谱、日记、著述、纪念文集，这些人物包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钱能训、岑春煊、朱启钤、唐绍仪、唐继尧、林森、宋子文、章太炎、田桐、刘成禺、于右任、井勿幕、张凤翙、陈树藩、胡景翼、郭希仁、张季鸾、张钫、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谷如墉、景耀月、景梅九、李岐山、续西峰、南桂馨、贾景德、刘盥训、孙奂仑、赵炳麟、郭象升、吴庚、赵意空、韩坰、尚小云、俞瘦石、樊增祥、易实甫、罗瘿公、王寿彭、卢永祥等。
　　

传主遗存的几部手稿，其哲嗣张尔公（字筱衡、小衡）裒辑的六册十二卷《谁园集》，一度被查抄，“文革”后幸得珠还。彼时尔公已殁，其生前友好为保存遗珍，与尔公长子、传主长孙祖望商量，由古旧书店一位高先生出面，作价两千元，悉数归藏到陕西省博物馆，计有：《张老衡诗稿》一册，《䍺窟野人诗稿》一册，《张瑞玑函电底稿》一包，《谁园集》六册，《谁园藏书目录》一册；另有张尔公《华夏语文通释》等手稿。尔公是西北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论者谓他“在商周金文研究领域与陈进宜、侯外庐、郭沫若、徐中舒、唐兰颉颃”。1980年，传主外孙王作霦教授，在陕西省博物馆文史资料库查见这批藏品，随手列了一份《先外祖父张瑞玑及先舅父张小衡稿本存陕西省博物馆清录》，总共二十九种、一百四十五册。离奇的是，当1996年陕西某好事者冒充张瑞玑后裔，炮制所谓“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闹剧落幕后，山西省图书馆组织出版《张瑞玑诗文集》，派人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即陕西省博物馆）查阅那批手稿，竟无踪影！七八年前我去西安，偕传主曾孙张七先生到该馆查询，无果。带着挥之不去的遗憾，离开这个素负盛名的博物馆。
　　

张七先生陪我在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拜访了他的父亲、传主长孙、九十岁的祖望老人。老人念过教会学校，交谈时偶尔夹杂英文词汇。他在年轻时受过刺激，许多珍贵的记忆已封存心底。
　　

幸运的是，那个傍晚，我在张七先生家中——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住宅楼——得见几种珍贵资料：
　　

（一）两帧传主照片。一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录》中的肖像，一为做临潼知县时在华清池集体合影。另有传主发妻刘氏夫人晚年肖像。
　　

（二）一部张尔公《先君事略》手稿，朱丝栏，六十二页。应是章太炎撰写《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用作参考的那一部。
　　

（三）三本民国政要和各界名流吊祭传主的哀挽簿（原稿）。有黎元洪、宋子文的挽词，阎锡山的祭文，张凤翙、赵戴文的挽联，田桐、温寿泉的挽诗等。
　　

（四）一件公函。张尔公捐献的谁园藏书一万六千七百余册“全部运省”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1952年5月31日所发感谢函。另有尔公应邀赴并，主持整理谁园藏书前后，有关人士写给他的书信八通。
　　

随后，我又相继得到传主几位后裔——兰州王宪先生、北京郝伟先生、西安梁翔云女士、长春张梅女士、洪洞王素云女士——提供的口述资料和张氏宗谱。
　　

传主的踪迹，我去寻访过的有：北京国会旧址、上海外滩“南北议和”旧址、广州大元帅府、雨花台、南京浦口火车站、陕西韩城县古城、韩城县衙大堂、临潼县骊山、河南开封贡院旧址、开封山陕甘会馆、开封书店街等；山西咨议局旧址、山西大学堂大公堂、太原首义门、太原文庙、灵石县韩信岭、乡宁县吾园、洪洞县赵城谁园、广胜寺、女娲庙、罗云山、七佛峡等。
　　

上述种种，大都写进《张瑞玑先生年谱》了。还有不少资料，是在年谱出版后、传记写作过程中陆续发现的。AI时代，我学会用强大的搜索引擎，在国内权威的学术数据库中追踪遨游。线上线下，也得到王开学、孙灏东、赵中亚诸君的热忱相助。
　　

传主是杰出的诗人，兼擅书画，“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腕底风云，苍雄奇恣，笔墨中见才情，见智慧，见风骨，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涵泳其间，时而眼前一亮，陶然于以诗证史、以诗明史的乐趣。
　　

缺憾自然是有的。最大的缺憾，要数前面提到的传主几部手稿，怎么就“失踪”了？再者，数十年“上穷碧落下黄泉”，未能发现传主与“五四”相关的任何记载，生活方面的资料，也少得可怜。
　　

只能付之阙如了。
　　

三
　　

我年轻时喜欢读人物传记，至今仍有兴致。多年来，我对自己偏爱的诸多中外传记经典，一读再读，如鱼饮水。自知在谋篇、布局、叙事、剪裁、语言、笔调、审美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心得。等到自己要动手写一部人物传记了，仍不免发怵。写作过程艰苦备尝，仿佛眼前横着一座大山，沟壑纵横，奇峰迭出。常自念叨：“这样写行吗？”想到贾平凹先生年前来山西采风，我送过一册《张瑞玑先生年谱》，他看后表示欣赏；便把写了半截的传稿，摘出传主在陕西为官、参加辛亥革命的章节，托朋友转去，请他看看。承贾老师青睐，很快就在他主编的《美文》上，以“长篇散文连载”登了三期，每期一万多字。这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接下来，写得也苦。
　　

尤其是1919年南北议和，张瑞玑受双方总代表公推，赴陕西监视停战划界，由此进入其政治生涯的高峰那一段。当其时也，北京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开启的南北议和，才谈到第四回，便因陕西战事而陷于停顿。齐集上海的双方代表，能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国人翘盼的南北议和，能否继续开议？《申报》时评称：“和议之进行与否，悬于陕事之手；陕事之能了与否，悬于张瑞玑之手。”
　　

传主此行，关系极大！
　　

而陕西那边的情形，极为错综复杂。一则，“南北主客驻陕军十三万，集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中一隅，纵卸甲坐食，秦已不堪。……此电入览，八百万呼吁之声隐隐纸上矣”！两军相接，随时都有引发战事的可能。二则，兵匪不分的问题十分严重。三则，对立的双方——一方是陕西督军陈树藩，一方是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南方军政府亦任命为“陕西督军”）——与张瑞玑都是老朋友；北京政府派去的援陕总司令、奉系军阀许兰洲，入关前就有窃据陕西督军宝座的图谋。在如此严峻、复杂、危急、紧迫的局势下，传主“骑虎”西行，虽说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然欲不辱使命，又谈何容易！
　　

梳理这段历史，我深感力不从心，担心自己能否爬过去。
　　

大哥建民是散文家，多年研究孙犁，有闲静之气。他在电话里说：“先写完，写完再说。”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也想到贾平凹老师谈陕西作家群的那句话：“对自己狠。”说起来，我一向对自己也算狠的，每遇重要关节，会生出一股蛮劲来。狠点，再狠点，哪怕写完了病一场！
　　

吊诡的是，新冠疫情头几年，我侥幸躲过了，后来却阳了又阳。书稿一拖再拖，到2024年的最后一天，凌晨两点才杀青。
　　

总算趔趄着爬过来了。
　　

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考证、补充、深入的过程。譬如传主名作《谁园记》里有一句：“昔李廌记洛阳名园一十九。”李廌系李格非之误。传主博古通今，怎么会错？早些年，我看到明代毛晋有个著名的刻本——汲古阁本《津逮秘书》——就弄错了，那里面收有《洛阳名园记》，将作者误植为“宋华州李廌撰”。谁园十万卷书楼该有汲古阁本《津逮秘书》吧？我查了山西省图书馆藏的《谁园书目》，没有。但我推测，《谁园记》里这一处“硬伤”，该出自三百年前的汲古阁，《年谱》中便说：“谱主藏书极富，误当本此。”两年前，我在平遥中学发现了钤着“谁园”“谁园藏书”“谁园十万卷书楼”“赵城张氏藏书”“老衡鉴定”“䍺窟野人”等藏书印的五千多册谁园藏书，里面果然有汲古阁本《津逮秘书》。这回写传记，就把“误当本此”改作“误即本此”了。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先生，应出版社邀请，拂暑审读了全部书稿。我以前读过张著《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其中《南桂馨与刘师培》《南桂馨与阎锡山》两篇，抉微发幽，揭出背后的真相，让人佩服。审稿过程中，张老师的严谨、细致、谦厚、热忱，以及不疑处有疑的学人风范，益我良多。
　　

出书在即，贾平凹老师慨予推荐，感何如之。
　　

“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钱乘旦语）
　　

“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就是挑战我们的智商，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本事通过这些片面的、零碎的资料复原出真实的历史。”（葛剑雄语）
　　

如果从1996年撰写长文《张瑞玑其人》（发表于1997年3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算起，我业余研究张瑞玑三十年了。我把三十年来搜集的历史碎片，一点一点拼接起来，期能写出历史现场的张瑞玑，写出在我心中已然复活的张瑞玑，向读者呈现出他那一身的骨气、豪气、奇气、清气和逸气。
　　

我尽了全力。
　　

我用文字给他塑了一尊雕像。在这过程中，也渐渐体验到聚精之后真能会神的那样一种境界。
　　

至于这尊雕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今天塑这样一尊雕像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就只有听候各位方家和读者诸君的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