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一大早，田建文在山西考古博物馆门口等着。他还是老样子，戴着黑框眼镜，斜挎着军绿色帆布军挎，精神头十足。发布会开始前，他要带记者去博物馆里看看，那里有“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展览，有中国考古学的起点，也有枣园遗址出土的陶器，是山西走到新石器的标志。“你看，这就是枣园出土的陶器，距今大概7000年至6400年。”田建文指着其中一件展品说，“这是山西最早的陶器，是圜底的，后来慢慢才变成平底。”顺着田建文的手一路看下去，红色的陶器上渐渐出现了花纹。“这是西阴村出土的彩陶。西阴村是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的，是我们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距今已经100年了。”“考古就是挖东西吗？有没有什么捷径？”旁边一位参观的游客凑过来问。“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报告研究，考古由这四部分组成。”田建文回答，“考古没有捷径。天道酬勤、地道也酬勤、人道更是酬勤。”说完，他回头看了一眼展柜里的陶器，像在打量老熟人。

1991年春天，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明、杨林中在翼城一带调查。他骑着自行车，到达枣园村时，看到一户人家在槐树底下拴了头小牛犊。年轻的田建文用手铲逗牛犊，牛蹄刨开了土层，红色的陶片露了出来。“我们问村民借了把铁锹往下挖，露出的土里，红陶片一块接一块，两三个小时后，一个灰坑露了出来，这个坑后来被命名为‘枣园H1’。”田建文说，这个坑的直径不到两米，可陶片大半是完整的，“我用麻纸把陶片一块块包好，带回驻地由薛新明拼对，最后复原出二十多件陶器，距今约7000年。”

怎么判断它是7000年前的东西？田建文凭的是陶片的质地、器型和烧制工艺。“我请教过研究陶器制法的人。彩陶烧过后还会留下彩色痕迹，没绘彩的烧过后不会留色。我们烧后发现，枣园这批陶器没有留下颜色。而没有彩，就比6000年前带彩的西阴文化，也就是庙底沟文化更早。”1999年再次发掘枣园时，在晚期才出土少量彩陶片。

为了证实这不是孤例，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带着手铲和陶片袋，跑遍晋南的侯马、襄汾、曲沃、翼城、绛县、闻喜等地，比对地层里的同类陶片。1992年，田建文和同事的3篇报告一起发表；1994年，他正式提出“枣园文化”。那是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是先有的文化，还是先有的文明？”那位游客追问。“文化是一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枣园文化、龙山文化等；文明，则是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进而产生国家之后，才产生的。”田建文说，“你看，从枣园、西阴、陶寺、晋国一路走下来，山西这片土地有多么深厚的文化。考古对于我们了解文化脉络，提升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作用。”“枣园”之后，田建文的手铲没有停。1994年10月、11月，他主持发掘西阴村遗址，发掘面积576平方米，发现壕沟、房屋、陶窑、窖穴等遗迹，复原陶器百余件，由此比较彻底地认识了西阴文化。随后，在侯马晋国遗址，他提出晋国都城“宫城+卿城、无外郭城”的品字形“新田模式”，为晋国都城研究立起新标杆；在绛县横水墓地，他清理出带铭文的铜鼎、铜卣，证实了一个文献没有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倗”；在蒲县曹家庄墓地，他辨认出匈奴人墓葬，填补了黄河以东未见匈奴文化的空白……

“这些都是新发现，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不断有新发现。”他笑着说，考古有时候很苦很累，但当你有新发现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变得“不值得一提”。不过，他话锋一转，不应总追求新的大遗址发掘，而应把已有材料研究透。比如在陶寺，他把出土器物按灰坑、窖穴、水井、陶窑、墓葬等遗迹一个个、一座座年代排队，通过陶器的变化发现其年代规律：比如三足炊器中的釜形斝，从深腹到浅腹，从空足到实足，它又启发了陶三足鬲的产生。陶鬲夏商周三代一直沿用，人们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它，容易碎、容易破，所以经常更换。正因如此，“排队”成了断定遗迹年代的最好方法，其作用不亚于现在任何一种高科技测年手段。

“陶寺”对田建文而言，意义非凡。田建文是襄汾人，陶寺相当于他的家乡，他想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也想弄清楚“晋”是怎么来的。根据《诗谱》所说：“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他梳理晋南古史脉络，提出陶寺早期小城即是“尧都平阳”，3016号墓为王级唐侯尧墓。在他的研究中，陶寺代表陶唐氏古唐国，这一地域的古唐文脉经夏商延续至周初；周公灭古唐后，周成王封同母弟弟叔虞于此，后来燮父即位，因封地内有晋水，把国号从“唐”改为“晋”。他厘清晋国起源与陶寺的地缘渊源：二者同属塔儿山周边的“唐地”，并非政权直接承袭，但晋国国号根源可上溯至陶唐氏。

2020年，田建文主持襄汾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古发掘工作。他在陶寺遗址西北5公里处发现了“平市”戳记——战国晚期陶器上市级管理机构的印记。2021年，在襄汾桥子沟村发现20多件带有“平市”戳记的器物，桥子沟遗址发掘区东南是襄汾古城。战国晚期，秦国占领这座古城后设“平阳”县。“平市”的发现，是战国时期秦国“平阳”地名直接文字物证，为汉代“尧都平阳”的地点提供了一条重要旁证，早于和晚于它的“韩都平阳”“平阳县”等，属于同一片区域地名的不同地点，但“平阳”一脉相承。

他还把清徐和陶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清徐尧庙与陶寺并非孤立存在，清徐都沟遗址出土的龙山早期土鼓，器型与陶寺遗址早期出土的土鼓十分相似，二者存在清晰的文化渊源关系：清徐一带可能是“尧文化”的一处节点，陶寺则是其发展的高峰和都邑所在。古人沿汾河水系和古湖泊南迁，绕行永和、吉县一带，最终到达临汾盆地，吉县东庄峁也采集到一件土鼓。

田建文的寻“晋”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1997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重创，做了开颅手术。一周后他觉得恢复得差不多，心里记挂着工地，偷偷跑了回去。路途颠簸，颅内再次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三次开颅之后，他说不出话，走不了路。

在家里康复了几个月，效果不理想。同事们知道他的心事，把他抬回考古工地。朝夕相伴的陶片和遗址，竟让他奇迹般好转，醒来说出的第一个词，是“考古”。

手术留下的后遗症让田建文有些沮丧，也激发了他的斗志。“我不停地问自己，难道我的考古生涯就此了结？空有一身‘屠龙技’，还未曾正儿八经地屠过龙呢。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重新站在田野考古现场。”田建文在2022年7月举办的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回忆道。

他先学说话，看到字就一个一个念出声，坚持念，一篇一篇地读考古报告。他学走路，开始扶着墙，慢慢地不太扶墙，拖着一条腿。他自己往工地走，工地就是他的灯塔，他朝着灯塔去，心里动力很足。

1999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田野，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2003年，“坐不住”的田建文又回到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有时还戴着一顶草帽，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缓慢而坚定。

田建文经常要往返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该院侯马工作站，他最常乘坐高铁。他说自己就爱一个人出行，靠窗坐着，看风景掠过，赏鸟语花香，觉得惬意。他的妻子权美丽对出行不便的丈夫一直牵肠挂肚，但对他的事业却是无条件支持。“他爱学习，爱看书，这个习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有。我挺佩服他的，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睡过一天懒觉，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书桌前查资料、整理考古卡片。”权美丽接受采访时说，丈夫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写文章，“我经常半夜起来发现，他还趴在电脑上敲字。让他早点睡，他却兴奋起来，告我写到某个段落，感觉自己写得非常畅快和开心。干考古，是他最开心的事！”

田建文还是个浪漫的人。在他的朋友圈里，随处可见各种诗歌，工地边上的一顿早餐、出差途中看到的风景，都是他创作的源泉，而这些创作又都离不开考古。

2023年年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田建文是临汾市专家组组长。临汾市大宁县道教村的山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在队伍中间，蹲在地上摸陶片、看土层。他说：“四普有个好处，就是能把发现的东西重新认识一遍，不到现场看不清楚。”

吉县柿子滩两幅岩画的年代和内容，一直让田建文牵挂。1980年发掘时，柿子滩遗址群尚未被认识，也不知道有穆家咀这处西阴文化遗址，于是这两幅岩画被自然而然地归为细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时代，当年柿子滩发现了很多细小石器）。“四普”期间，田建文一遍遍审查照片、图纸和登记表，发现穆家咀西阴文化遗址出土的瓮形钵口沿外有黑彩蛙纹，结合早年整理的庙底沟、仰韶村等遗址出土的蛙纹彩陶，总结出蛙纹是西阴文化常见图案，是生殖崇拜的产物。而穆家咀遗址东南约360米就是柿子滩岩画，这坚定了他对右侧女性人物岩画为西阴文化晚期的判断，并支持“女娲”说法——蛙、娲、娃三字同音。左侧岩画，他考证为伏羲、女娲图像，距今约5400年，是最早的伏羲、女娲图像。田建文说：作为考古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力求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如今的田建文，把考古当作养生的手段。“读书是我一辈子的习惯。通过读书，你能抵达现实中到不了的地方。而考古，则是跟5000年前的古人对话，每摸到一块陶片，每看懂一处地层，就像听懂了一句他们说的话，令人有一种愉悦感。”也许，这种愉悦感就是支持田建文在田野上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田建文。

田建文身上还有股“反差萌”。

虽然行动缓慢，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是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力尽所能，加班加点，连续主持参与了十多个重要发掘项目，“我做事情，总喜欢做到别人‘走投无路’。”他顿了顿，又补一句，“就是做到极致。”

这份自信，底子是功夫。

他的绿色帆布包里，常装着几样东西：手铲、钢卷尺和陶片袋。每年有七八个月，田建文都背着这只包奔忙在考古工地之上，铲土、清坑、量地层、捡陶片，一样一样装进袋子带回来。剩下几个月，他回到书斋，一头扎在资料堆里查资料、做卡片。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田建文从恩师张忠培教授那里学会做考古卡片，将出土遗物的图、照片、文字等所有信息都记录在卡片上以备排队、查询和引用，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至今。

田建文的电脑里，少说有万余张卡片，每一张都是他用左手细细做的。“我所有发表的东西，都有卡片。”他说，“别人没有。”

这份“有”，让田建文信奉“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右手不便，他就练左手。左手单指敲键盘，一分钟能打四五十个字；能做卡片、查资料，他的论文也是这样“敲”出来的——100多篇专业文章，50多万字。“用左手好啊，”他笑着说，“左脑右脑都锻炼了，一举两得。”语气乐观而又豁达。

40多年来，田建文已经把山西先秦全部，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夏商周、秦汉部分，都做了卡片。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结论：西周早期，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为晋文化一部分，对梳理晋文化源流、脉络和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他通过对稷山县马村宋金元时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总结出“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今天获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响明天乃至永久”。

“田建文涉猎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到宋金元明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杨林中这样评价田建文，认为他在考古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与他多少年来勤于考古、勇于开拓、甘于寂寞、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

2024年9月，以田建文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获评山西省文化名家工作室。他带过的学生，前前后后100多个。2025年，他带着学生沿汾河一路考察，去西安、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踏访古代遗址、观摩考古现场、查阅历史资料。“做晋文化研究，不能只守着山西，要沿着河汾走出去看。”他说。

田建文今年61岁。按照单位的要求“高级职称”可以延退3年，除了日常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他还有几本书正在写：《西阴寻踪文明探源》《万年山西》《杏白陶红》等。

回望40多年来走过的路，他形容是“择一业，终一生。”既然选择了，就会一直爱下去。对绿色帆布军挎是这样，对考古事业也是这样。他说自己没有辜负师爷苏秉琦、师父张忠培的期待，希望后人翻阅他的作品时能说，“田建文留下的考古文章、书籍，不是糟粕。”

2022年4月15日，在山西省文物局第二届考古技术培训班上（山西闻喜上郭工地），田建文（中）向学员介绍陶片。

在很多人看来，田建文走的是一条“逆行”的路：出身乡土，考入北京大学，本该留在城市、坐进办公室，他却一次次把“铺盖卷”扛回田野，然后在田野扎根，成长。

时间拨回到1980年，15岁的田建文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8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到一所省属大学。“这怎么行？学几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费了。”年轻的田建文跑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田野工地，当了10个月的临时工。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来到侯马主持晋文化座谈会，结识了田建文，被这个年轻人对田野考古的执着打动，推荐他报考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当时是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田建文再次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侯马。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下田野，看家本领就废了。”

两次“逆行”，都是向田野去。而田野也从未辜负他，枣园、陶寺、闻喜上郭……一个又一个遗址在他手下“醒来”。下田野，是他这一生最笃定的选择。

2022年，田建文担任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项目考古的负责人。在这一考古现场，山西省文物局举办了一个田野考古培训班，他主动请缨担任指导老师，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攀担任班长，两个人朝夕相处了3个月。

“白天在探方里发掘，晚上写发掘日志。吃过晚饭休息半小时，田老师又给我们讲课。”赵攀说，“讲探方里的新发现，讲考古学的基本知识，讲晋文化的历史演变。”

赵攀负责的那个探方，出土了不少陶范。“田老师特别高兴，给我们讲陶范的意义，那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能证明这里是铸造作坊。”

作家王芳为了写《大地密语》，在闻喜的考古工地住了几个月。“田老师有一身摸陶片的本事。一个陶片，左手一捏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时期的：新石器时代的、春秋战国的、秦汉的，他都门清。”王芳说，“他特别纯洁，特别简单。一门心思都在考古上。他不允许别人说考古一个不好，也不允许说一条学术之外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考古的热爱。”

王芳记得一个细节。她在邱家庄工地挖出一块带纹饰的陶片，觉得就是一块土坷垃。田建文告诉她，这是陶范，上面的凤鸟纹是西周最重要的图腾。“我这才知道，我挖出来的不是一块普通的土，是‘模’和‘范’。”王芳说，“田老师一辈子研究这些土里的东西，从土里来，又还原于土。他这个人，就是考古界的模范、学术界的模范。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读者，有这样一个人，用这样的身体，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这是超出常人的毅力和精神。”“田老师对考古的热爱深深感染了我。”培训班学员、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官员李梦雪说，“不管是田野考古，还是资料整理、文献研究，田老师始终全身心投入。这份热爱是我想要学习的，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考古人。”

回到《大地密语》新书发布现场。受邀而来的田建文话不多，给王芳的评价却“沉甸甸”：她去过东下冯、柿子滩、陶寺、曲村等考古工地，所以她是位作家中“考古人”。轮到王芳发言，她穿着一件4年前田建文赠予的考古马甲登台说：“这件衣服我珍藏了4年，今天终于穿着它，奔赴这场属于大地与文脉的约定。”一件旧衣牵线，田野与笔墨的约定，就这样完成了。

有人问田建文：如果重新来一次，还会选考古吗？“也许不会。我喜欢文学，想写散文，当个作家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但没有重来这条路。”他的语气有些耐人寻味。

做了一辈子考古，到底图什么？他想了想说：“不图什么，就是对大地，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为此付出的一点情怀。”

2026年8月，田建文（左）在襄汾工地。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扫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