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甲戌本”拷问

胡文炜    

对于《红楼梦》“甲戌本”，胡适的第一反应怎样？

1927年他从国外回来后接到一封信，写信人称有《红楼梦》抄本十六回要让给他。他的反应是：“重评”，“大概是没有价值的”，遂不予回复。那时正是各家《红楼梦》评点本盛行之时。但卖书人就是认定了胡适：既然信不回复就直接把书送到由胡适参与的新月书店。胡适看过这部抄本后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于是马上出“重价”买了下来，于1928年2月12—16日写就一篇长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在《新月》月刊1928年第5期，从此学界知道了《红楼梦》还有这样一部手抄本（引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下同）。

卖“甲戌本”给胡适的人，名叫胡星垣，但这个人住在哪里？什么职业？家庭状况如何？胡适没有做基本的必要的查问，直到现在仍不知这个神秘人物的任何真实信息。这位卖家仅仅留下1995年才被发现并由《历史档案》公布的那封信：“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适之先生道安。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在1921年发表过一篇《红楼梦考证》，核心为两点，一是考证《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二是提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支持，但仍遭到蔡元培、邓狂言、梅景九、林纡等人的反对，只是双方都没有新的资料可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

1927年胡适得到这部甲戌本后写信给钱玄同，说抄本中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可见他看到那几条足以压倒对手的批语后是多么兴奋，再也顾不得查一下卖家的具体情况，也顾不得抄本中的诸多问题（下详）就急忙在刊物上发文介绍他的“新材料”，也正是自此以后，他的“曹著高续”观点得到学界的基本认可。那么这部“甲戌本”的实际面貌如何？抄本中的“甲戌”被认定为是公元1754年，这一年作者曹雪芹尚在世，然而抄本上却有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写批语的时间则是“甲午八日”，“壬午”是1762年，“甲午”是1774年，可见这部抄本至少不是真正的“甲戌”状态。联系1932（1933）年出现的“庚辰本”和同是民国时出现的“己卯本”，“庚辰”是1760年，己卯是1759年，这两种抄本的名称也是“脂砚斋重评”，也就是甲戌本和己卯本庚辰本都出自“脂砚斋”，然而1760年的庚辰本却没有1754年的甲戌本上“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等等多条批语，而庚辰本上又有许多甲戌本所没有的批语，难道这个脂砚斋面前放着两部不同年份的抄本，一会批这部一会又批那部？尤其诡异的是明明标着“脂砚斋重评”的己卯本竟然基本无批，可见甲戌、己卯、庚辰决不是同一个批者脂砚斋的递进抄批本。

胡星垣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有“脂砚斋批红楼十六回”，没有提是“重评”，胡适看到这个“重评”本后，反推在此之前脂砚斋有首评，可是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好像没有看到甲戌本上一条醒目的眉批：“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见文后附图），这条批语非常明确地证实“脂砚斋”写批语之前已经有“诸公之批”，所以脂砚斋才是“重评”，可能是这条批语于他不利，便刻意回避了。其实甲戌本上就有“梅溪”和“松斋”的批语。至于庚辰本上“鉴堂”、“绮园”、“玉蓝坡”这几个批书人，及多条“畸笏”“畸笏老人”署名的批语，那是出现在胡适写这篇“新材料”之后的庚辰脂本上。甲戌本里还可以发现在大量的批语中，有好几条后面署名“脂砚斋”、“脂砚”，例如“独这一句不假。脂砚。”“写贾蔷乖处。脂砚。”等等，试想如果是自己的抄批本，还需要在批语后面再署名吗？莫非不署名的都不是脂砚斋的批语？甲戌本第一回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其笔法则是《庄子》《离骚》之亚。”可是紧接着后面来了句“斯亦太过”，难道是脂砚斋在作自我否定？同样第一回有批“这个斗莫要作升斗之斗看”，后面又有“可笑”两字，这是在说谁“可笑”？紧接着又说“此语批得谬”，是脂砚斋自己说自己批得谬？如此明显的互相否定，又怎能把所有批语都认作是脂批？脂砚斋在第一回对书中的重要人物贾雨村批为“奸雄”，可是同一回竟又称赞贾雨村“真是个英雄”。“英雄”和“奸雄”截然相反，却被这个脂砚斋用来评价同一个人。第一回刚称赞“雨村豁达，气象不俗”，同一回又揭露他是“穷酸”，第四回还贬斥他是“奸险小人”，脂砚斋笔下同一人的形象竟如此截然不同，不知后来的研究者是根据哪句批语来评价贾雨村人物？评价书中的人物要依赖非作者写的批语？甲戌本第一回的正文有一句“如何两鬓又成霜”，旁边脂砚斋批“贷玉、晴雯一干人”，林黛玉一生多病，岂会熬到两鬓成霜？晴雯更是已经在第七十七回时不到二十岁就结束了，怎么成了“两鬓成霜”？甲戌本无论正文还是批语，字迹都很工整，然而许多常用字却错得非常明显、离谱，如元霄（宵），眼晴（睛），獭（癞）头和尚，疲（跛）道人（见第25回），关健（键），俏女摹（慕）村夫，忆惜（昔），壶（壼）奥，拿（掌）管，安（妥）贴，茶坊（房）收管，荒（慌）乱，两般（班）青衣按时奏乐，打架办（拌）嘴，头等刁赞（钻）古怪等等，还多处将“公侯”的“侯”写成“候”，这许多缺少基本常识的错字是错在作者还是错在被看成“合作者”的脂砚斋？如果联系后来发现的庚辰本，那问题就更明显更值得思考：甲戌庚辰相距六年，但竟然有许多共同的错字，例如秤它（砣）、稽（嵇）康、心服（腹）、不妨（防）、正紧（经）、吊（掉）的、揪采（瞅睬）、除（殊）不知、僱（顾）不得、爬爬（巴巴）的、得意之壮（状）、倘（躺）在床上。难道这个脂砚斋第一次把作者正确的字抄错了，第二次仍然又会抄错成这样？看看这许多错字有不少简直错得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两个抄本都是不知由谁匆匆抄成后来不及校对的重抄本，目的是用于定向卖钱，其中庚辰本是摆在北京一条文化街庙会的小摊上，刚发现时“如未甚触手”（见文后附图）。如果再联系后来出现的卞藏本，还会发现甲戌本和卞藏本上有许多相同的笔迹（见附图）。从总体上看，两本都是以厚重为主，其中最明显的是凡末笔为捺或斜钩，都是长而重，如“後”、“族”、“他”、“氏”；如果是竖，略为向内收，如“判”、“纳”；左右结构的字是左窄右宽，大致呈喇叭状，如“便”、“嫂”；上下结构的是上沉重下局促，如“奏”、“今”。分别来看，“作”字的一竖都是上细下粗；“族”中的“矢”都写成“夫”；“染”中的“九”都多了一点，“张”中的“弓”，末笔都向外倾斜，“见”的一横都特别长；“们”的下面都是左边高右边低，“密”的“心”都是“又”加二点；“往”的右边都写成“生”，“边”都写成“邉”而不写“邊”。结论只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进一步说明抄本曾由同一人参与，从同一个底本抄出后用于卖钱。甲戌本卖给胡适时只抄了十六个回次，分别是1—8回，13—16回和25—28回，从头至尾都抄得很工整，没有涂改，对错字也不纠正，不像庚辰本越到后面抄得越乱，接连的涂改钩乙简直不忍卒读。甲戌本告诉读者，此书经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从甲戌1754年到庚辰1760年，经过了漫长的六年时间，然而六年后，庚辰本的第17回和第18回竟还合并在一起没有分开，长长的两回分一下就那么的难？这六年里作者干什么去了？庚辰本第22回的后面还缺失，如果说是失落了，脂砚斋也不修补一下？庚辰本还没有第64回和第67回，第68回则又有了。如果没有甲戌本，怎么解释都可以，有了早于庚辰本六年的甲戌本，说明这不是作者的事，而是那个匆匆重抄的人太随便了。毫无疑问，这部甲戌本及后来的庚辰本己卯本都是突然出现，从胡适到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只顾得引用抄本上一条条于己有利的批语，却不顾这个脂砚斋究竟姓甚至名谁，是男是女，与作者曹雪芹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那么多明显的错误。有人辩解说现存《史记》《汉书》等著作也与作者相去已远。但《红楼梦》在甲戌本和庚辰本出现前就早已有了。作为手抄本，即使另有底本，也完全可以在重抄时加上一些新的批语用来出售，这只要看看甲戌庚辰单本独有、其他如俄藏本所无的批语就可知道。

关于甲戌本最后两页跋文，疑点很多，但有几个事实，一是这两页经过重新装订，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原始状态，二是跋文六次提到书名“红楼梦”而不是现在看到的重抄本上“仍用”的“石头记”，仅一次提到“石头记”。所以即使这两页是真的，也完全有可能是从别处取来放在这个不知是谁抄的重抄本上。甲戌本上的大量错误证明这不是真正的脂砚斋评本，而是重抄本，也就是说这两页跋文原是夹在已有“秤它”等等错字的底本上，被重抄人取来放到了现在看到的这个重抄本上。所以无论跋文是真是伪，这部手抄本上那么多明显的问题都客观摆在眼前，无法回避。而且可以认定抄本上那些自说自话的批语中，有不少是为迎合胡适的《红楼梦》“曹著高续”说，是重抄人特地添加进去的。即使退一步说，这些批语也只能是孤证，找不到任何历史文献可以相印证，对于这样错误百出的资料可不可以作为合法的信证凭据？而要说作用，脂批局囿于家事家世和永远没有结果的“探佚”，《红楼梦》的价值则在于其本身，摆脱自说自话纠缠不清的脂批，视野只会更宽更广，也更显这部经典名著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