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挥下第一铲。这一铲，不仅开创了中国人独立开展田野考古的先河，也让这座地处运城盆地的史前聚落，从此与中国考古的发展紧密相连。1994年，第二次发掘，建立了西阴遗址的年代学框架。2025年7月起，在该遗址首次发掘百年节点来临之际，新一轮考古发掘启动。

每一次发掘，都是对仰韶文化内涵的深入解读。百年考古之路，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也是考古人探源溯古的初心坚守。

外环壕。

本次发掘，共发现仰韶中期、晚期等各类遗迹116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仰韶中期双重环壕。这一发现，表明仰韶时期的先民在聚落内部已经进行了有意识的规划，为理解西阴遗址的聚落结构、防御体系与功能分区提供了线索。

前期勘探发现，外环壕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周长约2100米，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350米，壕沟内面积30万平方米。这种形制是运城盆地的地方特色。内环壕是本次发掘新发现的一条环壕，已探明长度约270米，位于内部环壕聚落的东北部。西南部被现代村庄破坏，西部尚未探明。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吴洋洋介绍，史前时期环壕的功能主要是防御和排水，本次发掘的双重环壕承袭了这一基本属性，是先民抵御外部风险、疏导聚落内部雨水的重要设施，为聚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与单一环壕相比，双重环壕的发现，表明西阴遗址在仰韶时期已开始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与聚落布局。

环壕的发展与演变，也折射出西阴聚落的兴衰历程。吴洋洋表示，此次发现的环壕始建于仰韶中期偏早阶段，废弃于仰韶中期偏晚阶段，环壕废弃后被全部填埋，此后的仰韶先民在填埋后的环壕之上继续生活，修建房屋等设施，本次发掘发现的墙基遗存便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该墙基是环壕废弃后修建的房屋残留基础，其基槽内分布着24个近圆形、剖面呈“U”字形的不规则柱洞，这些柱洞可能是仰韶先民在修建木骨泥墙时栽立木骨的关键设施。“木骨泥墙是史前时期的房屋建造方式，先民先以木头立起房屋的框架结构，再在木骨外围抹上草拌泥，形成坚固的墙体，这一建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仰韶时期先民的建筑智慧。”吴洋洋说。

在发掘的居址区内，还发现了分属仰韶中期和晚期的墓葬遗存。其中既有明确墓坑的3-5岁小孩墓葬，也有葬于袋形坑底部的成人灰坑葬。值得注意的是，小孩墓葬均分布在居址区内，这一现象与当时的丧葬习俗有关，是典型的“居址葬”。据吴洋洋介绍，在仰韶文化时期，婴幼儿或夭折的儿童一般都会葬在居住区内，以瓮棺葬为主，有少量土坑葬，这反映了仰韶先民对孩童的特殊情感，将其葬在居址附近，希望他们不被惊扰、不受伤害。

石制蚕蛹。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以仰韶时期陶器、石器为主，包括高足圈盆、陶纺轮、陶环、穿孔石刀、石纺轮、石镯、骨镞、骨笄等。最让考古工作者意外的，是在壕沟附近发现了成套的与制作彩陶相关的工具——彩陶盘（调色盘）、研磨石、磨盘、赤铁矿石等。在以往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中，这些工具均是零星发现，该发现为研究仰韶彩陶的制作工艺、彩绘颜料使用等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那个时代尚没有形成文字，所以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彩陶的花纹和器形可以起到断代的作用。那么，这些彩陶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吴洋洋表示，通过研究与实物印证可知，仰韶先民制作彩陶有着严谨规范的工艺流程。首先筛选优质陶土，制作成陶坯后进行阴干处理；其次利用研磨器、磨盘将赤铁矿石磨成细腻的粉末，在以器物残片制成的调色盘上调配出绘制彩陶纹饰的颜料；最后在阴干的陶坯上绘制出精美的纹饰，再放入陶窑中烧制，一件典型的仰韶彩陶便制作完成。

“尽管本次发掘区域未发现陶窑遗存，但结合1994年第二次发掘中发现陶窑的成果，可确定西阴遗址存在完整的彩陶制作、烧制体系，制陶作坊区与环壕相邻的布局，也体现了聚落功能分区的合理性。”吴洋洋告诉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出土遗物中，一件石制蚕蛹的发现，再次将西阴遗址与中国丝绸起源联系起来。早在1926年西阴遗址首次发掘时，李济先生便发现了半颗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茧，为中国丝绸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本次出土的石制蚕蛹，也从侧面证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西阴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夏县西阴村及附近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养蚕缫丝的古史传说，从半枚蚕茧到石制蚕蛹，百年间的两次重要发现，为探索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手工业形态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可将细麻线拧成粗线，实现纺线、织布的基本功能，也说明当时的纺织工艺有了一定发展。出土的石镯、骨笄等装饰性器物，制作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与手工技艺。骨镞、石刀等生产、防御工具形制规整，是先民狩猎、劳作与防御的重要保障。各类丰富的手工业遗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阴遗址聚落内部可能已经出现了较为明确的手工业分工。

除了比较成熟的手工业，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带有河南郑州大河村文化特征的高足圈盆，这一遗物虽在出土彩陶中占比不大，却为研究五六千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当时运城盆地与河南郑州地区的先民之间已存在交往。吴洋洋推测，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是通过贸易往来实现的。

彩陶盆。

陶埙。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西阴遗址的独特地位，早已镌刻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络之中。

西阴遗址从1926年到2026年经历的三次发掘，均处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上：第一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初期，考古理论与方法正在萌芽；第二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方法，区系类型学成为指导思想；第三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的高度发展期，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思想、新方法成为主流。

在吴洋洋看来，三次考古发掘最大的变化是理论方法的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考古精神。而之所以选择在西阴遗址发掘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进行第三次发掘，一是纪念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的首创精神；二是缅怀考古先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三是深入了解西阴遗址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为进一步研究遗址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演变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此次发掘，收获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对于这座仰韶文化中型聚落遗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更多的未知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解码。吴洋洋介绍，下一步，西阴遗址考古队将继续以聚落考古理论为指导，在2025年发掘的基础上，对新发现的内环壕及周边区域进行发掘，明确环壕走向，确认疑似墩台设施性质，寻找同时期墓地，为进一步研究仰韶时期中型聚落遗址的功能分区、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业模式提供新材料。在田野发掘的同时，西阴遗址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多学科融合，联合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年代学、古DNA、动植物、古地貌、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完成发掘资料整理，深化对遗址的认识，探索西阴遗址的社会网络体系与发展轨迹。

百年，三次发掘，双重环壕，一枚石蚕蛹……西阴遗址的每一次挥铲，都在刷新我们对仰韶先民的认知。从防御聚落到手工业分区，从彩陶工艺到丝绸起源，这片土地承载的不仅是史前先民的生活印记，更是中国考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坐标。如今，百年节点上的新发现已为仰韶文化研究翻开新的一页，而更多的文明密码，正静静等待在手铲与科技的对话中，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