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二年（1050），江浙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据《宋史》记载，以仁厚著称的宋仁宗“以岁饥，罢上元灯会”。曾以富庶而闻名天下的江南鱼米之乡一时“殍殣枕路”。此时，主政江南重镇杭州的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心系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史载其第一时间“发粟及募民存饷”，即调发国家粮仓所存粮食，并积极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所谓“为术甚备”。从这里来看，范仲淹赈济饥荒的方式与古往今来无异。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范仲淹很快出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甚至引起了朝堂的争议和轰动。

杭州的老百姓一向崇信佛教，而且喜欢在节假日赛龙舟。可如今年景不好，远在汴梁城的天子都将一年一度的上元灯会暂停，可是范仲淹却通告全城，下令本年度的游娱活动和佛事活动继续，要接着奏乐接着舞！据沈括《梦溪笔谈·官政》载：“（范仲淹）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也就是说范仲淹不但鼓励官员和绅商百姓继续保持当地赛龙舟的传统，而且“以身作则”、呼朋唤友，泛舟于西湖之上开派对。在范仲淹的“鼓舞”下，杭城百姓纷纷出游。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召见杭州城内大小佛寺的住持，告诉他们说，“时值饥荒灾年，人工价钱比较低，正好抓住机会大兴土木，把佛寺好好修一修。”于是，杭州城和西湖畔的大小寺庙响应官府的号召，纷纷招工修寺。官府也积极招工，大搞“公共工程”，修缮官府、仓库和大小官吏的“职工宿舍”。相传，在饥荒之中，范仲淹还主张提高粮价。据清代荒政典籍《钦定康济录》记载，“范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踊，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增至一百八十文，众不知所为。”也就是说范仲淹在饥荒中不但不低价向百姓销售官粮，还逆势涨价，难道他在与不法商贩勾结，想要“发国难财”吗？

于是，部分官员和士绅纷纷上书朝廷，指责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百姓也表示很不理解，范大人在荒年大兴土木、游戏饮宴也就罢了，还要提高粮价，这还给百姓活路吗？不过事情很快迎来了新发展，首先是各地商人们听说杭州粮价增长很快，于是“商贾争先，惟恐其后”。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的本心使各地米商、粮商纷纷向杭州运粮，一时间“米既辐辏，价亦随减”。当杭州运河码头挤满了粮船，粮价随之降低，百姓很快可以购买平价甚至低价的粮食。与此同时，杭州粮食市场上再不缺粮，物资供应也到了保障。

至于范仲淹在荒年赛龙舟、大兴土木的问题，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录了范仲淹向朝廷解释的理由：“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解释来看，饮宴和兴造官署、房舍和寺庙是为了通过“刺激就业市场”实现“以工代赈”的目的，荒年灾民数以万计，仅仅通过存粮赈济，恐怕是杯水车薪，倒不如为他们提供一份工作。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道：“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仰食公私，不至转徙填壑”，也就是说让有体力或一技之长的百姓通过工作获得粮食、财物，这是赈济饥荒的好办法。对此，沈括评价道：“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范仲淹）之惠也”。

后来，范仲淹“以工代赈”的超前救济方法逐步得到推广，所谓“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可见，范仲淹在杭州施行的救灾实践不仅可以“恤饥”，更“因之以成就民利”，兼顾了灾荒时期的民生救济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