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为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至1947年深入中国主要解放区考察采访的见闻实录。作家以质朴的笔触向人们呈现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发展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通过她的文字，外部世界得以了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军事才能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斯特朗的记述让更广大的读者了解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是必然的，也因此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了解。

毛泽东用来研究湖南农民的那三十二天最终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比几个月后蒋介石在南京夺取政权可能更为持久。正是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组织天赋。他那份从并不重要的简报里抢救出来的报告，如今已成为经典之作。

“四个月内，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发生了，”他写道，“把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毛泽东并不同意那种认为农民“太过分了”的批评意见——他在党内的领导陈独秀也赞同这个批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他写道，“革命是暴动！”毛泽东目睹“农村的民主力量正在推翻封建政权”。这一点他从未忘记。那个愿景成了他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基础。

“毛泽东路线”发展得很缓慢。如果说他最初对农民政权怀有的热情被陈独秀视为极端而否定的话，毛泽东日后在中国南方慢慢组织发展起来的农村政权，则被具有冒进思想的李立三贬为“小打小闹”。

经过长征的严酷考验，毛泽东被推上了领袖地位。在延安的十二年里，他的地位日益稳固。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让自己闻名中外的思想体系。

1945年，他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此时，经过党内为期两年的党史讨论，许多前领导人都落到了名誉扫地的地步，要不是毛泽东出面替这些昔日反对派挽回颜面，他们将会永远蒙羞。

《明日中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　上海三联书店

“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他表示，“不论错误有多严重，代价有多高昂，如果他们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能分析错误并从中吸取了教训，比起没有经过这种考验的人来，他们会是更出色的领袖。”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领导人，才是懂得如何在持不同观点且愿意为之斗争的强硬人士之间创造出政治统一的领导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完全不输任何地方的学者。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是颇具鉴赏力的中国戏曲爱好者。他引用古代文学作品，就像使用古老农谚时一样，可谓信手拈来。对于西方哲学家，从早期希腊人到当代哲人，他引用起来也是轻松自如。

毛泽东似乎总能把自己渊博的学识用简单的语汇表达出来。在中央党校成立典礼上的著名讲话中，他简短地解释了人类知识的来源和分类——那是最深奥难解的哲学课题——用的是农民都能理解的语句。他甚至能用极贴切的比喻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透，而他的话则成为众所周知的格言警句。比如，在抨击教条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作那支“必须向中国革命的目标射出的”箭。

“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仿佛它有祛魅的能力……它既没有好看的外表，也没有魔力；它只是很有用……有些人认为它有一种魔力，可以不费力气地包治百病。那些把它当成教条的人就是这种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教条还不及牛粪有用。因为牛粪可以当肥料，而教条不能。”

批评学者的自负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容易自负，毛泽东告诫他们说：“书本不长腿，你想翻就翻开，想合就合上。读书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它比做饭或者杀猪容易得多。因为你想抓猪的时候，他会跑；你要宰他的时候，他会叫，而桌上的书既不会跑也不会叫，你想怎么摆弄它就怎么摆弄……所以，我希望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要更谦虚些。”论及批判时，毛泽东认为：“批判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绝不是一棍子打死或者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所有人们常问及的关于共产党人的问题，毛泽东都被反复问过。他通常会给出颇有新意、出人意料的回答。余编辑经常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告诉我，有个美国人专程来延安，想说服毛泽东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在南京与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论，他们告诉他：“不对，它是一门科学。”他很是不满，于是想从源头处把问题弄清。当他们在延河上颠簸而行时，这位朝圣者向余编辑吹嘘说：“你会看到我是怎么说服你的主席的。”

“说服毛泽东”仅花了十五分钟。这位访客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停下稍作喘息。毛泽东并没有与之争辩，而是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宗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人带着新得的口号，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毛泽东是世上为数不多的能做出这样回答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对诸多哲学流派的研究，或许还有他骨子里的诗人气质，让他很能感知一个字眼中可能蕴含着的多重充满人情味儿的意义。他还很清楚为了某个定义与人争论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不管用。

与毛泽东的谈话，因其直言不讳、知识面宽以及富有诗意的意象，成为我经历过的谈话中最富趣味的。他的思维能轻松地横扫世界，冷静而清晰，他的视野能同时纳入许多国家和时代。我还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说话如此精确，同时又如此富有诗意的人。

在谈到从蒋介石的军队那里缴获的美制武器时，他称它们是一种“输血——美国输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送给我们”。提到美帝国主义，他说：“它变得很孤独。它的很多朋友不是死了就是病了，即使盘尼西林也治不好它们。”

我认为毛泽东的许多比喻都源自谈话中的意见交换，经过一番检验和推敲后，被吸收进他的著作中。我想“纸老虎”这个后来他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使用的比喻，就源于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反动统治者，”他认为，“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但是遇雨就化。”

“纸老虎”这个词似乎打动了他，他停下谈话确认我明白了它的准确含义。正在翻译的陆定一用了“稻草人”一词。毛泽东中断谈话，向陆定一询问什么是稻草人。随即他否定了这个词。纸老虎，他解释说，并不是牢牢插在地里的东西。它吓不跑乌鸦，倒是吓坏了孩子。它被做得看起来像危险的野兽，但实际上只是压折的纸，受了潮就会变软。

做完这番解释，毛泽东继续往下讲，他用了英文的“纸老虎”，还调侃起自己的发音来。他说，俄国的二月革命之前，沙皇看起来既强大又可怕，但是二月的暴风雨把他冲跑了。希特勒同样被历史的风暴彻底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是纸老虎。

我们边喝着刚泡的茶边聊，直至深夜，毛夫人早就把小女儿安顿在近旁的窑洞里睡了。然后，主席和他的妻子提着煤油灯，照亮路面坑坑洼洼的小路，陪我下了山。走到卡车停着的窄路上，我们道了别。他们站在山上，目送载着我的卡车摇摇晃晃地下行，开上了延河的河床，溅起一片水花。延安的荒山黑黢黢的，它们的上空闪着明亮的星星，非常非常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