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饮食的起源和根本，人类要经过成百万年以上的艰难跋涉才可以实现，有了农业，人类方从果腹过渡到饮食。

通常意义上讲，人们认为距今10000年前农业已起源，因为南方那时已经出现了陶器，但有趣的是，旧石器晚期遗址十分丰富的山西或精准地说晋南地区，却很少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发现。

对此疑问，考古学家陈胜前先生说：似乎可以说明早期的农业生产者选择了华北的山前丘陵与平原地带，而不是在黄土高原上。更谨慎的说法是，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步伐要比周边地区慢一些。应该说，山西之所以没有早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存，与自己表里山河的地形地势有关系，汾河流域丰沛的河流资源和足够好的植被，使那些人类能够自给自足，也就不急着去发明和使用陶器。

这种局面，始终要被打破的，机会出现在翼城枣园。

山西博物院里的陶器，就是从枣园开始的，这也是山西最早的陶器。

一个盆、一个钵、一个罐、一个壶，粗壮又简洁的陶器，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停伫在那里，安静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我想找到这些盆盆罐罐的“出生地”，于是朋友们带着我，走过翼城大河口墓地，走过史伯河，走过小河口水库，到了枣园村。

一条铁路穿过村庄，村庄里的树木和庄稼带着一些古老的气息。同行的小黄在一处断崖上，抠出了一块红陶片，仿佛印证着什么。村庄外就是大断崖，崖下是浇底河。

枣园遗址被发现的场景与眼前的村庄叠印起来。

34年前的1991年5月，薛新明、田建文、杨林中三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水库方向爬上了枣园。他们沿着断崖寻找遗迹，忽然一声牛叫啼醒沉睡的时代，他们把牛牵走，发现牛站过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灰坑，灰坑也不是我们平常的灰坑，而是古人类生活过的遗迹。灰坑里有红陶片，大发现呀，他们便向村里的老乡借了铁锹，挖呀挖，挖呀挖，挖出一个房址，挖出一堆破陶片。

经过薛新明的拼对，这一堆破陶片复原了20多件陶器，我看到的那些盆钵壶罐都在其中。

出报告、谨论证、参加会议、专家肯定，“枣园文化”声名鹊起，成为当时的考古热门。

著名作家蒋勋说：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泥土，在她文明微露的曙光中，即以大量绚烂动人的土制陶器表白了她的特性。《易·系辞传》中说“安土敦仁，故能爱”，人类从流荡游牧的生活改变成农业的定居生活，安分于一块土地上，不但利用这块土地养百谷、牲畜，也利用这块土地制作了器物。陶器，正是这“安土敦仁”的文明产物。

你们是不是问过，陶器是怎样发明的，是谁发明的呢？

原始陶器，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昆吾、神农和黄帝。三个神仙出现在《世本》《古史考》里，“昆吾作陶”“神农耕而作陶”“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等等。还有“燧人氏范金合土为釜”，据说是燧人氏教人制造陶器，传说还有神农作瓦器，轩辕作碗碟，黄帝设陶正等。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传说是很不靠谱的。

但到底怎么发现的，其实学界也没有定论。相对普及的一种说法是，最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有一种土湿了水以后，就具有了可塑性，可以捏成各种形状。后来人们又发现，半干黏土火烧之后能变硬，这样火烧之后的硬块不变形不透水也不干裂。人类第一个陶器应该是模仿掬水的手势做出来的碗，有了碗就有了罐子和瓶子。

最开始，陶器肯定只是用来盛水，毕竟，在先民的生活中，可打猎，可种粮，唯独水不好储存，有了这些瓶瓶罐罐，可以从河里打水回来，储存起来，解决生活中日常饮用和洗漱用水。慢慢地，他们又发现了这样的容器可以放在火上烧，就有了炊具，食物可以除了烧着吃以外，又有了一种制作方法，渐渐地，陶器成了生活必需品。

解决了生活问题，越来越精美的陶器又进入祭祀领域，自此陶器因水与火的关系，造就了一个陶器时代。

一陶几千年。

陶器浸染了人的痕迹后，某一天，又实践了易碎的品质，被人打碎或遗弃，成为陶片，长眠于地下。考古人尝试着，收集它们，标记它们，复原它们，哪怕是满目疮痍的器身。枣园的陶片便由此出世了。

枣园的秘密被破解后，枣园人的生存环境和饮食环境大白于天下。

首先我们确知了这些陶片的年龄，已经7000-6400岁。

那时的枣园人，生活在相对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松、栎、蒿等植物为主的植被，组成针阔叶混交森林，草原中有足够的食物，野生动物自由奔跑，浇底河和史伯河日夜不息地流淌。河流水量也大，有很多水生动物。枣园人聪明地选择了两条河交界的三角地带生活。他们挖出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子，正式开始了定居。

枣园的先民们去森林里打猎，去河流里捕鱼，改善自己的生活。草木茂盛，一些野生的植物籽粒，可以作为他们的生活补充。他们磨制了石器，去打猎或捕捞，用石斧、石铲、石镞、石垫、石网坠等石器处理生活难题，砍伐、耕作、抵御野兽都得到了解决。动物和植物果实足够供他们食用，他们生活得很是惬意。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了粟，他们开始种植了。

一粒粟，从柿子滩时的自然生长的禾本科植物到现在可以种出粟，人类一定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培植和实践。他们打磨出的石铲，或许就是用来种植的。总之，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小米，郑而重之地出现在最早有陶器的枣园。

枣园人的小米，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米，还是没有严格进化过的粟，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好了。他们已经学会种植，然后用石磨盘、石磨棒去除谷物壳，脱皮加工后，就是小米。

多可爱啊，他们已经学会烧制和使用陶器，那些壶、钵、盆、罐经由他们使用后，又埋入了地下，沉寂了7000年，才等来田建文他们三个莽撞的年轻人。

来看看这些陶器吧。枣园人烧出泥质红陶，淡红色，朴素又均匀，壶、瓶、罐、钵，主要是用来盛水的，也可以用来煮饭，粟或其他植物加了米、肉，加了水，都可以盛放在陶器里，放在火上煮。这些陶器还可以用来清洗食物，陶罐还可以用来储存粮食过冬，用来保存火种。这些陶器里，有一种夹砂罐，主要用来煮食物，很粗糙，但有透气性，是最早的砂器。

这个时候的吃法，饮食上叫“陶烹”。

可以确知的是，这时的陶器都是用来吃饭的，都是炊具。因此，陶器的发明对于中国人的饮食史至关重要。

枣园人创造了枣园文化，但他们是不知道的。

枣园文化，不仅仅是枣园，后来据调查，翼城古署、侯马崖上、西阳呈、褚村、曲沃里村西沟、北辛村、襄汾南小张、闻喜坡底、新绛光村、乡宁平垣东柴圪垯、驮腰坡村后弇、宽井、吉县州川河流域区域、万荣西解村、绛县周家庄、沁水大宁、垣曲古城东关、宁家坡、芮城清凉寺等地都发现了枣园文化，证明7000年前的晋西南地区为“枣园文化”所占据。陕东豫西，如河南新安荒坡、渑池班村、三门峡南交口、灵宝底董和陕西临潼零口、华县元君庙、老官台等地也发现了相同的遗址。学者们将山西、陕西、河南三地联系起来，只要提及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特别是仰韶时代，“枣园文化”必不可少，这成为山西的一张“王牌”。

枣园人为什么忽然会使用陶器了呢？枣园人与柿子滩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涉及枣园人的来源，篇幅问题，此文不再回答，可参照陶富海、田建文合著《彼汾一方》。读者可以自行想象，也可以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