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吃饭家伙什的变化，要从北撖南撖说起。
　　

那天从枣园出来，考古学家田建文建议我到南撖去看一个展览。他说，陕西的半坡文化与枣园文化对峙和交流，然后产生了西阴文化，而北撖南撖是枣园到西阴的见证者。
　　

南撖村的东岳庙是元代遗构，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枣园-南撖考古遗址特展》展览前，北撖南撖人的生活跃然眼前。多奇妙啊，人类的发展环环相扣，从未脱节。
　　

以崔俊俊为带队的考古人，对北撖南撖进行了长达3年的勘探和调查，确认北撖南撖实为一处大型双重环壕聚落，前后延续约500年之久，见证了从枣园文化向西阴文化蜕变并走向繁荣的全过程。尖底瓶、钵、盆、夹砂罐、鼎，这些出土器物上都写满了枣园的因，和西阴的果。
　　

北撖南撖人，吃的与枣园人差不多，但比枣园人精致。他们以粟为主食，遗址内发现大量的石刀、陶刀、石磨棒、陶错等器物，可以说明北撖人种植、收割及加工谷物的技术已比较发达；炊煮食物的炊器主要是夹砂罐和圜底釜灶。遗址内还发现大量的尖底瓶，可能用于酿造谷芽酒。除种植谷物外，渔猎采集也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石球、石镞以及石网坠的发现可能用于狩猎动物及捕鱼，勘探表明在村庄西北部有大型池塘，或许为获取水生食物的主要来源。
　　

他们在釜灶上，用夹砂罐、陶甑蒸煮肉食或植物，劳作了一天，在月光下吃上一碗或一钵、一盆、一盘熟食，简直是无上的享受，劳累也随风而逝了。
　　

注意哦，这时有了“甑”，也就是现代蒸锅的前身。甑的发明，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又产生重大变化，在釜里加热食物，谓之煮，利用火烧水产生的蒸汽，在甑里有小孔放置食物使之熟，谓之蒸。有了甑，人们的熟食方式，在煮的基础上，加了蒸，美味的品种增多了，一点点孕养着自己的肠胃，人们可做出多出煮食一倍的食物。
　　

这时有真正的碗出现了（枣园人用的是钵），不仅碗，盘也出现了。盘、碗，都已具备，现代人的吃饭方式，早在6000年前就已成熟。
　　

房屋顶的茅草下，有陶缸、陶瓮，存下了第二天用的水，或者存下了一冬天需要的粮，难以为继的生活，早成了过去式。陶壶、陶瓶，存水也存酒，呀，他们已经学会在吃饭前，用陶匜、陶盆洗手，不洗不行啊，他们还只能用手抓饭吃。相比枣园人，他们已经很小资了。
　　

桃园，在临汾尧都区桃园村。
　　

2010年，桃园由郑媛、武卓卓两位女将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五边形大房子，房子里还有个火塘。让人稀罕的是，桃园的陶器相当得美。
　　

彩陶瓮，是泥质橘红陶，敛口、方唇、平底，肩部或上腹部有纹饰，有花瓣纹、垂弧纹、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及窄带纹组成的纹饰。彩陶钵与彩陶盆都有类似花纹。那花纹，苏秉琦先生说，那是一枝玫瑰花，花与华同音，使用玫瑰花图案的人，就是最早的华族，华族发展着就衍生了华夏民族。
　　

人是大地的产物，陶是泥和水的混合体，彩陶的出现，又把生活场景刻在陶上，顺便把对地神、母亲、生殖的崇拜隐于其中，可以想见，桃园人用这些陶器蒸煮食物，并大口大口地咽下时，是虔诚的、敬畏的，无处不在的神，让人的生来死去都有了皈依。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作家祝勇曾在《彩陶表里》中谈到，植物世界的花花草草，看上去是弱不禁风的，却有着更加强悍的生殖繁衍能力。已经进入原始农业时代的初民们，尽管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植物学知识，但已然对植物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植物、花瓣纹饰出现在彩陶上，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需要，更是寄寓了他们对于自身繁衍的渴望。
　　

这些彩陶上的花纹也出现了鱼与鸟的变形，这当然是原始先民根据对生活的观察而临摹下来的。但为什么会出现鸟，祝勇也给出了理解：鸟纹在陶器上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飞鸟（尤其是候鸟）的行踪，与季节的轮替有着鲜明的对应关系。鸟的去来行踪，对人类生产生活有了重大指导意义。在上古先民眼中，鸟虽然有着多重的功能，但都与繁衍、成长有关，人类生息、万物生长，都与天空中的飞鸟建立起关系，人类也把对谷物丰产、人丁兴旺的渴求，转嫁到鸟的身上。
　　

那些精美的彩陶，当然不是一般的日常用品，是祭礼萌发“藏礼于器”的反映，但我想，人们生活中的器物也与此差不多，只不过不如礼器精美罢了。
　　

先民是那样的睿智，他们在祭祀中获得安宁，把大地上的长河和天上不定的流云，变成连绵、缠绕、勾曲的曲线，坐在种植过的田垄边，在身边百物的生长中，摸索到了季节的更替，生命的死到生。观察着万物生长，又在拿着这样的彩陶吃饭时，一定收获了愉悦。那一刻，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成就感。而这成就感，是“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体现，是中国农业传统的重心。
　　

还是吉县，又出现一处遗址，在柏山寺乡沟堡村。
　　

考古人王京燕于2003年来到了沟堡村，发掘出了半地穴式的房子，房子里有釜、罐、钵、瓮等器物。最使人惊艳的，是出现了一个“人面形器物”（现存临汾博物馆）。
　　

“泥质灰褐陶，陶质疏松。无底，底口呈喇叭状，出土时顶部盖一石板。人面眼、口镂空，分别用泥块贴塑出眉毛、眼眶、鼻子、颧骨、嘴唇的形状，出土时嘴部及一侧眉部、眼眶处泥塑已脱落。鼻梁挺直，有两块圆形泥团塑出高颧骨、两腮、嘴巴下贴塑有泥条，似为身体上的装饰。面部左右两侧和眼睛同一高度处分别有一个相同大小的切削出的圆孔，但这两个圆孔和面部不是对称分布的。连个圆孔之间有镂空的弧形。出于居址中，陶质疏松，不宜搬挪，应是长期固定安放于房内的。”王京燕如此说。
　　

简单地说，就是有一个陶质的器物，上面塑出了人脸。王京燕认为“她”是祭祀器物。田建文认为，这是“灶王奶奶”。
　　

新石器时代，还是母系社会，相对定居直到定居下来，采集的任务都很重，这些工作都是由女性来完成的，而生殖也当然是由女性来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女性当时有很高的地位。
　　

以吃饭为生存要务的社会，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灶和火，也是由女性来管理的。时间长了，也就被神话为“灶君”。或许当时的人们认为正是这种口底贯通的器物才能沟通天地人神。
　　

灶君、灶神，灶王奶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啊。六千年前的灶神，以一个“惊诧”的表情定格。
　　

田建文说，以灶君为代表的崇拜和信仰，还有大中小型房屋、地面灶与陶灶、墓葬等，构成的等级差异，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组织的多层和多元结构，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5000年以来文明的诸多要素，都在这里萌芽。
　　

一个灶，如此重要！
　　

这一件“人面形器物”，也说明了在6000年前的临汾大地上，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灶。野外生火做饭已成过去时，人们把火搬到了房子里。
　　

先民们用陶制作出灶，灶好了，在灶里燃起火，火上放有陶器，或者是陶盆，或者是陶罐、或者是陶甑。陶器上还有花纹。陶器里呢，有采集来的植物果实，有自己种出的又用石盘石磨棒碾出的粟，或者有打来的野物。每到吃饭的时候，食物的香味，就飘满了整座房子，人们的笑容更多了。房子外，有白白的炊烟，像舞女一样，袅娜着直冲云霄，人间烟火，无非如此。
　　

世界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