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是什么样的人？

全国媒体都在做她的生平回顾，做她的艺术成就，做她的经典作品。但山西媒体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角度——那些与郭兰英相遇过的山西人，他们眼里的她，是什么样的？

我们找到一些人，他们中有主持人、有制片人、有歌唱家、有文化工作者。他们与郭兰英的交集有深有浅，有长有短。但这些真实的片段拼在一起，一个立体的、有温度的郭兰英，慢慢清晰起来。

范鑫第一次见郭兰英，是在北京录制现场的食堂。

作为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的制片人，范鑫与节目组同行一直想邀请这位在民歌圈子如旗帜般存在的“宗师”出山，发出邀请前，他们没想着会成功。那时，她还没有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已经八十多岁，从广州飞北京的行程因此变得困难。

他没想到，2016年年初，郭兰英如约坐在了《歌从黄河来》的评委席。

范鑫第一次见到这位老艺术家，是在节目录制现场的餐厅。这顿“接风宴”简单得有些说不过去——郭兰英只点了两三样菜，一碗西红柿鸡蛋刀削面。“做那碗面的是一个临汾的厨师，80多岁的郭老师吃得非常香，把一大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范鑫回忆说，当时陪同的艺人统筹是名年轻姑娘，吃了几口就把面放下了。郭兰英委婉地对她说，“你要能吃完，尽量把它吃完吧。”

看似平常的一顿饭一碗面，折射的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自我要求。

节目录制前，郭兰英主动问节目组有没有什么要求。范鑫说：“我们没有任何嘱咐，您完全遵循自己的内心和经验，对歌手进行点评和指导。”

她确实这样做了。

在节目现场，不端大家架子，不用分数简单评判选手，而是把演播厅当成课堂。面对执着冲高音、中音虚飘的年轻歌手，她没有简单点评优劣，而是在现场亲自示范——“你老在上边飘着下不来。光注意了高音，就像一棵树似的，你的根儿没扎稳。我唱了一辈子了，确实这根很重要很重要。”她边说边示范，指出歌手唱歌最核心的问题。

遇见一名60岁的农村女性唱活了乡土小调，她在评委席上由衷赞叹：“我就没有你这功夫！我由衷地佩服你。”声音里全是诚恳。当新生代歌手以现代方式改编传统民歌时，她毫不吝啬肯定：“你的改编很好，体现了一种传承。”

她有自己的坚持，但不固执。范鑫说：“郭老师还有一个特点，虽然年纪高，但她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评委工作结束，她还对《歌从黄河来》留下一句祝福，质朴得像她本人：“我全心全意，实实在在，用真挚的感情祝福《歌从黄河来》越办越好，越走越旺。”

范鑫回忆，山西卫视推出的全国首档民歌跨年晚会“中国民歌夜”，郭兰英压轴“演唱”了《我的祖国》。唱完之后，她主动“坦白”：“感谢大家的捧场，刚才我是对口型，因为我年纪大了，唱不了了，但是又不想让观众白期待一场。”

台下无人介意。那个声音一出来，瞬间就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场掌声。观众热烈的掌声，是对一个诚实的老艺术家的理解和格外的尊重。

短暂的接触，让范鑫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身上的自律与纯粹。“他们那一代人，对音乐有非常大的执着和理想，非常纯粹。所有的所思所想就是音乐、就是艺术、就是民歌。”范鑫说。

有些人走了，但有些声音，时间带不走。

山西青年歌唱家翟旭琴，第一次见郭兰英，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毕业音乐会上。2012年，她还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同学的毕业音乐会请了郭兰英当评委。“先生一身素简衣着，不戴任何首饰，与人交谈温柔谦和。”老一辈艺术家身上那种质朴淡泊的气质，让当时还是学生的翟旭琴印象深刻。

2018年，翟旭琴在北京音乐厅又偶遇了郭兰英。她回忆，当时老人家安静地坐在观众前排，走路已经需要人搀扶，但精气神依旧饱满，眉眼一如既往慈祥和蔼。

第三次与郭兰英的缘分，是2023年山西省文促会主办的郭兰英作品专场音乐会。翟旭琴登台演唱了《南泥湾》和一首新歌《山西明天会更好》。为了这场音乐会，她做了大量准备：反复翻看郭兰英早年的舞台录像，逐句揣摩她的咬字、气息处理。“先生的演唱扎根乡土，质朴无华，字里全是对山西故土的真情。”翟旭琴刻意收掉花哨的转音，模仿郭兰英平实、厚重、亲切的发声方式，希望做到“更像在诉说家乡故事”。

从2012年的惊鸿一瞥，到2018年的远远守望，再到2023年以歌声致敬，翟旭琴与郭兰英的缘分不浓烈，却绵长。

这名山西本土歌手说：“虽未曾近距离深谈，但先生的艺术与人格，早已成为我歌唱路上最亮的灯塔。”

一级演员、山西文旅职业大学教师张红丽，与郭兰英的缘分，始于童年的一颗种子。

张红丽是忻州人。“小的时候，看过电视剧《郭兰英》。”张红丽回忆道，“那时候我还没学戏呢，但种子就这么种下了。”

12岁，张红丽开始学戏。“我跟我爸说想学唱歌，但我们当地没找到教唱歌的地方，家人就把我送剧团。去了以后，我还嘀咕不是学唱歌嘛，为啥还压腿呢？”

从学戏到唱民歌，张红丽的艺术路径与郭兰英惊人地相似——都是从戏曲起步，走向民歌舞台。“包括现在，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民歌。”

2017年，张红丽参加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比赛。她在台上唱了山西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唱完后，台下的评委郭兰英说：“你这个歌，我听着跟别人唱的不一样。”

张红丽回答：“我学过戏曲。”

郭兰英立刻说：“怪不得呢！我算知道为什么你唱的跟别人不一样了，因为你学过戏曲。”郭兰英原本以为张红丽是唱青衣的，没想到她竟是唱老生。

那一年，张红丽在比赛中获得年度亚军，但对她而言，比成绩更重要的，是郭兰英评委对她说的每一句话。

同在这一年，张红丽又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歌大会》上与郭兰英见面了。这一次，她们同台，一起合唱了《我的祖国》。“录完节目已经凌晨4点了。”张红丽回忆，郭兰英唱完后匆匆离开，她们没有多余的言语，却留下了一个令张红丽终生难忘的夜晚。“我从小开始压腿、学戏。从戏曲到民歌，这一点，我和郭兰英老师很像。”张红丽说。

省歌舞剧院副院长、民乐团团长陈友平，第一次见郭兰英，是上世纪80年代。

郭兰英在广东番禺创办了艺术学校，回山西招生。当时，陈友平刚从老家吕梁临县考入山西省戏曲学校学晋剧。郭兰英听了他唱歌，觉得嗓子好，当场就说：“小陈，你就跟我去我那个学校吧（注：郭兰英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民族声乐人才）”。“那个时候我刚入校，年纪小，也不敢做决定。”陈友平回忆道。面对郭兰英的盛情邀请，年轻的他犹豫了，“那时候才十八九岁，也不懂，就这么错过了。”

这一错过，就是几十年。

但陈友平一直关注着郭兰英。上世纪90年代，他与郭兰英的弟子、山西民歌演唱家邢丑花合作演唱二人台《挂红灯》，得到郭兰英的高度评价；2004年，郭兰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华北地区文艺汇演，陈友平又见到了她。

真正的重逢在2017年。山西举办“人祖山杯”晋陕蒙民歌大赛，陈友平与主办方专程前往广州番禺，登门拜访郭兰英。“当时我们想着可能够呛，待到第三天的时候，她终于答应了。”那年郭兰英已八十多岁。

就这样，郭兰英如约回到山西。

先坐飞机从广州到临汾，又坐了几个小时汽车赶到吉县人祖山，担任了民歌大赛总决赛的主评委。同年8月18日，首届山西艺术节在山西大剧院开幕，郭兰英站在舞台上，用一声“现在我宣布首届山西艺术节开幕”拉开了这场山西艺术的盛会。

从临县黄河边一个爱唱歌的少年，到山西省歌舞剧院副院长；从上世纪80年代被郭兰英相中却因年少懵懂错过，到2017年亲自去广州番禺把郭兰英请回山西——陈友平与郭兰英的故事，跨越了近40年。

赵永平是平遥县文联原主席，几十年研究平遥文化。作为郭兰英的家乡人，他与郭兰英有过多次交集。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郭兰英回到平遥，赵永平在剧院看到了她，“我当时就坐在郭兰英老师的前一排”。

第二次碰面就到了2005年，当时在县里一个元宵节活动现场，主办方邀请郭兰英上观礼台讲话，赵永平清晰地记得她说：“我又不是领导，不上观礼台，更不讲话。我回来是看看家乡的变化，不是抛头露面来了。”

在2006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平遥籍戏剧名家回报家乡演唱会上，晋剧表演艺术家程玉英等40多位平遥籍艺术家都回来了，赵永平第三次见到了郭兰英。当时，有观众想与她合影，郭兰英不顾演出劳累说“照吧”，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这么多年来，真正让赵永平放不下的，是那些老照片。“左权有名作家为郭兰英写了一本书，送给我了。我觉得人家外面的人都对郭老师了解得这么透彻，我们平遥老乡也应该好好了解。”赵永平说。

从那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郭兰英相关的照片和资料。“不是为了具体做什么，就是觉得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如果等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这些照片的来源很广，有郭兰英早年出版的画册，有山西省相关的出版物，也有赵永平在为平遥中学校史做文案时寻到的郭兰英的老照片。其中最早的一张，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那是郭兰英在张家口演出时的珍贵影像。

赵永平说，他收集这些资料完全是自己想要去做，“作为平遥人，这是我个人对郭兰英老师的一份情感。”

赵永平已经收集了不少照片，一直珍藏着。他有个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些照片能在一个展馆里挂出来，让更多人看到郭兰英从平遥走向全国的样子。

这些不是“明星照”，而是一个“回家的女儿”，他说。

几个人，几段相遇。每一段都不长，但每一段都真实。

在范鑫眼里，她是吃完一整碗刀削面、不搞特殊、朴素且自律的老一辈艺术家。在翟旭琴眼里，她是素简衣着、温柔谦和的先生。在张红丽眼里，她是慧眼识珠、能听出戏曲底子的评委。在陈友平眼里，她是信守承诺、千里回乡的长者和知音。在赵永平眼里，她是不上观礼台、不摆架子、低调清醒的平遥女儿。

郭兰英不是一面，是多面的。这些看似不同的面孔底下，有一条线贯穿始终——真实，质朴，对艺术的敬畏，对人民的谦卑，对家乡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