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四个关键词讨论宋耀珍的《红》，分别是：题材、体裁、人、物。

第一个关键词是：题材。

《红》是写长征，这是重大题材。这个题材当然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写，但是确实不好写。因为它已经被言说了无数遍了，是一个高度公共化、政治化的话题，甚至它本身也已经被充分文学化、修辞化了，成为了一个超级意象、超级符号，一个强指，已经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每个人头脑中都有关于长征的画面、图像和认知。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其实是难度很高的，因为它需要打破此前人们头脑中关于长征的那些概念、知识、想象，需要有新的观察的角度、语言体系、表述方式，否则就只是在炒剩饭，老生常谈，很容易落入概念化、符号化的窠臼。所以我读宋耀珍的这个作品，一开始真的没有抱太高的期待，这种主题性的创作太多了，写得好的、有艺术性和艺术感染力的真的很少，但是，宋耀珍的这个作品确实是出乎我的预料，让人眼前一亮。这个题材确实不好写，可是宋耀珍确实写得很好！

第二个关键词是：体裁。

我觉得用散文诗来写长征，这种体裁上的选择非常好，它使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一种高度的契合与统一，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用散文诗写长征能够获得成功，一个是，如果用散文的话它可能确实容量比较大，包容性比较强，但是它的诗性不够突出，它的内在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可能就不够明显，不能凸显，这是相对于散文而言散文诗的优势。第二，也可以用诗歌特别是长诗来写，它可以克服散文的一些短处，比较方便传达诗性的、超越性的一些东西，但是它的容量、它的可读性可能就差一些，阅读的门槛比较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不太友好，而散文诗读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读者面要更广。所以，我觉得用散文诗这种体裁来写长征既发扬了散文和诗的长处，同时又避开了它们的短处，既有容量、吞吐量，又有可读性和诗性，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我觉得宋耀珍老师开创了一种主旋律写作的新范式，是一种新思路，甚至是具有可复制性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人。

《红》这部作品我觉得是以人为中心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它尊重人，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它关注历史当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关注那些平凡、普通的人，关注那些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的人，那些无名的牺牲，而不仅仅是胜利者和所谓的历史理性、历史大势。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很重要的变化，我们此前的政治抒情诗多是写所谓的“大我”，但深究起来很多的“大我”其实是空洞的、是理念化、概念化的，没有真实、具体的个人。它可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到当今时代就不一定适用了，而应该有新的关注的点和言说的方式。宋耀珍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书写的是历史当中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有体温、有疼痛、有喜怒哀乐、有彷徨、有迷惘，当然，也有坚定的信念，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样的人就更可敬、可爱、可信了，实际上作品也有了血肉，有了温度，有了情感，有了感染力。

第四个关键词是：物。

物体的物，但是它不只是指物体，而是更接近于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所说的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物”，是“我”以外的外物、万物、大自然、世界。《红》可以说是一个“物”的世界，什么意思呢？这部作品写得非常具象、非常具体、非常丰富、非常生动，写了非常多的事物、物象，一定意义上说构成了一部关于长征的“博物志”。这有什么意义呢？它还原、回到了历史现场，它不是概念化、生吞活剥的图解概念，不是所谓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尊重生活、尊重现实，呈现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部作品写了很多的植物、动物，很多的事物、物件，甚至它很具体地写了许多的地点、地名，这些地名连接起来可以看到当时长征的行军图、路线表，这样一来作品的内涵就是丰富的、多义的，很有艺术张力。这也就是严羽《沧浪诗话》中说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它不是从知识出发，不是从理念、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性、从细节、从生活本身出发，尽量地返回历史现场、尊重历史现场、再现历史现场，这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艺术性的。关于物的书写和呈现也是《红》这部作品做得很成功的地方。